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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的“昨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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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athyPlay首页推荐里的"Talent Spotlight"这个Category下，是清一色的"Popo Fan"的电影。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最初，我只是偶然点开 Chinese Closet 《柜族》 ， 并没想到能在其中看到一众二三十年前的“故人”。“故人”之说，其实是单方面的，也就是我认识他们，并且他们对我的人生有过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世上有一个我。 《柜族》是一部纪录片，主要是采访自述。在十几二十年前，在中国，光是要找这么些人肯面对境头，坦诚他们的同志身份，严肃讲述他们的困境，就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在社媒如此发达的当下，似乎到处都是同性恋者，任何一个平台，都不缺抛头露面，拍视频、甚至直播展示自己的性少数。然而，你在这些“展示”里，却很难找到严肃的表达，甚至关于自己性取向的明确表述，都只能用“暗语”。他可以是“彩虹”、可以是“通讯录”(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写于几天前，前几天和朋友一聚，才听说现在“通讯录”也不能叫了，现在叫“电话本”)，就是不能是“同性恋者”、不能是“gay”。因此，在这些平台活跃的性少数，组成了个裹在无形的透明又粘稠的介质中的独立又深度绑定的次元。在那样的次元里，话语是含混的、暧昧的，你不能直言，只能借助暗示。不小心闯入的外人，没办法通过这样的语言真正了解这样的次元，只能皱起眉头，带着固有的嫌恶印象匆匆离开。你甚至很难向人解释这一切。不大久远的以前，美国人因反对马斯克的X而涌入小红书那次，我在Bluesky跟人说，你们肯定没办法受得了那里的审查，那里连涉及LGBTQ的内容都要屏蔽，不用说你们那么热衷的政治话题。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说他们已经看见有很多人发LGBTQ相关的内容了，我于是也无话可说了。 专制的审查，和专制的政治一脉相承，一潭浑水，一言难尽。 《柜族》里的一些采访对象勾起了我对往夕的回忆。我很晚熟，一把年纪才确认了性取向，孤独痛苦的自我认同期，正是阿强的文字鼓舞了我。那时候，他有一起生活多年的伴侣，他在新浪博客和天涯写文分享一种对当时的我来说很新的生活，也让很多对未来怀着恐惧与迷茫的年轻人看到了作为性少数也能拥有的“正常”人生。可惜后来，伴侣不堪世俗压力，选择址婚，结束了他们持续十几年的“夫夫生活”。很多人替阿强鸣不平，觉得他的前男友配不上他。此后，阿强开始了他的性少数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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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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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找上门，我在警车里，在警察的镜头下，隐藏了很多篇文章，主要是那时候写的封城日记。他当然是要求我删除的，我说没法删，他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毕竟在中国的任何平台，就没有删不掉的东西。我在分局接受了问话，签了十四页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乱写东西，保证支持政府的清零政策。然后，我又被带到总局，收走了手机，他们要检查我的手机，但因为疫情原因，总局外人不能进入，他们检查的时候，我只能在外面等。那是晚上，我就坐在公安局对面的公园里，那是个有点斜坡的绿地，有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个长凳，我就坐在那个长凳上，盯着公安局的大门，等着有人出来。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现金，没有手机，没有晚饭可吃。 不过后来复盘整个过程，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来找我并非因为我在小小的matters写了几篇没多少人看，也没有反动话语的日记。我只不如实记述了核酸，写了蔬菜难买而已。在分局时，有一个警察说，你怎么能写买不到菜呢，我们市政府的后勤保障做得那么好了。我说可我写的是事实，而且，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并没说整个城市的人都买不到菜，也没说一直买不到菜。他说你觉得你写的是个人经历，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他就会解读为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我说那别人要怎么解读谁能管得了呢？他说所以你不能那样说。 但他们最开始一定只是来找我谈个话，训诫一番，给点恫吓，只是那时候，写武汉日记的方方被网暴，写西安日记的江雪也受到各方压力，所以警察一问“你知道我们为啥来找你吗”，我脱口而出，是不是因为我在matters写的东西？才有了后来他们突然如临大敌，怀疑我和境外势力有染，临时请示上级，顺水推舟，才把我带回局里进一步调查。 实际上，在那之前两天，贵阳转运大巴翻车，27人遇难，我在业主群里骂了人。我猜有可能那才是事情的起源。但直到现在，也没法证实。 事情发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有点消沉，以至于文章都写得很少。现在想来，虽然年近半百，也是斗争经验不足，没经过事。偶尔，我还会想起那位坐在电脑前“审”我，一边打字，一边和我核对，领导不在时还帮我把某些“激进”用词改得温和点的警察，他态度一直很好，没说过一句狠话，晚上其他两位都下班了，也是他加班查我的手机。结束时，跟我说，再忍忍，应该也快放开了，世卫都宣布结束大流行了呢。他大概也是底层“社畜”，没准只是个“辅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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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那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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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翻墙出来，是因为那年的华为被制裁，和香港的反送中。墙内的口径不用看也知道，就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所以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而香港，当然是因为“少数香港人”受西方蛊惑，港独。印象最深是那年国庆节，不小心看到中央台的新闻，说香港人聚集，表达爱国热情，庆祝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就很讽刺。实际上，宣传机构的妙处就在于，这事也很可能不是凭空而来，说不定它拍的视频以及采访的香港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香港后来很悲壮的失败了，就像是三十一前的北京。从香港的失败开始，我对香港，有了另外一层视角，从前只是仰视，后来还多了同情。就像是笼中的鸟，从前在笼子里望着外面自由翱翔的同类羡慕不已，后来，眼看这同类在一种非常激烈的反抗后还是被宿命般抓进来，它对笼子里的生活一窍不通，和从前的落差又大，痛苦程度相比生来就在笼子里的人来讲，因而要大得多。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七年了。两年前，我终于以游客的身份第一次到了香港。听多了香港人对大陆人不甚友好的例子，去之前有点忐忑，担心会被针对。实际并没有，反而遇到好心的女士，在我没有零钱坐公车时帮我付钱。更感宽心的，其实是看到香港并未如我想像的那样迅速的大陆化。和大陆的城市相比，香港的国际化、多样化仍然是很明显的。香港的街道上有各种肤色的人，香港的街头依然人潮汹涌，香港的一些饭馆过了零点还有人排队，香港的Apple Store能买到大陆没有的机型……我就是那时候，用我的国行iPhone15，置换了一台港版的iPhone16。国行的iPhone16更便宜，但它是阉割版的，不能用Apple Intelegance。虽然将近两年过去了，Apple Intelegance还是个鸡肋，但我从来没后悔多花了一千来块钱，那怕只是个象征，我也想做出那点反抗的表示。在香港，我还费了翻周折办了张香港的银行卡。可惜，只有银行账户，投资帐户没有被审核通过。现在在想，如果当时通过了，会不会买些美股或者指数类基金，到现在收益当会很可观？前段时间，中国政府斩断了中国人投资美股的通道，包括在香港开户。中国人想要投资股市，只能买中国的A股。而中国的A股指数，2007年超过6000点，二十年过去了，现在还在4000点徘徊。屡次犀利收割之后，如今A股被股民亲切地称为“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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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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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时，开始跟着同学看足球。那时候中国最高一级的职业联赛还叫甲A，最厉害的球队是大连万达，有着即便到现在也无人能及的最好的球员郝海东。大连万达是巨无霸，1995年到1997年跨三个赛季创下连续55场不败纪录。现在想来，好不健康啊，但那时懂什么，只觉得厉害，棒！ 无独有偶，几年以前，亚平宁半岛上也有一支巨无霸，也跨赛季取得了连续58场不败的辉煌战绩，就是三剑客时代的AC米兰。也很不健康啊，倒底那时候意甲的竞争水平是有多低才可以容许一支球队这样横行无忌？要是搁现在，我肯定天天盼着有球队能颠覆它。可那时候，无意识地慕强心理，以及对传奇的敬仰，让我成了红黑粉。很可惜，我当米兰粉丝的时候，也正是它王朝的尾声，因此跟着担惊受怕了好几年。意甲是中国最早转播的欧洲职业联赛，每个周末的深夜，学校门口的一些录像厅都改放电视，人满为患，群情激昂。我也跟着AC米兰，辗转都灵、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帕尔玛、乌迪内斯、维尼斯，甚至马德里、利物浦、慕尼黑……我后来发现，我对于世界地理的初步认识，正是来源于那时候。 可惜再后来，AC米兰陷入低谷，我也失去了看球环境，加上年纪渐长，没法熬夜，渐渐远离了足球。 中国的职业联赛后来改名超级联赛，然而水平上属于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刚才掐指一算，欧洲五大联赛里，只有英国改过名，从英甲改成英超，其它国家百年来都是甲级联赛。不过，谁又能想到意大利国家队会堕落到连世界杯都进不了呢？ 说回郝海东，和他的球技相匹配的，还有他的个性。他曾在亚洲杯上对裁判出言不逊被禁赛一年，退役后对中国的时政常发异议。疫情时因支持方方陷入和民粹网民的骂战，后来和妻子，也是中国羽毛球奥运冠军叶招颖公开在网络上发表反共宣言，和郭文贵等人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从此被当局封杀。很遗憾的是，他曾经无比信赖的郭文贵，不久前被美国高法以诈骗罪判处30年有期徒刑。郝海东和家人现居西班牙，搞不好也被骗了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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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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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完一场精彩的温网女单半决赛，高芙在打了接近完美的二三盘后，抢十犯下大错，最终遗憾败给了捷克的穆霍娃。她在第三盘的后半段，屡屡给穆霍娃的发球局制造困难，火娃几次极限救球后，按压肋部，神色痛苦。而高芙始终面无表情，看上去是更有希望获胜的一方，然而，表面的风平浪静也无法压制内心的波澜起伏，她先是发出双误，然后在赛点将简单的截击截下网。最终，火娃笑纳大礼，进级决赛。我本来是局外人的心态，不料比赛过于精彩接近，以至于后来也紧张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没有中国球员的比赛这么紧张的。穆霍娃的职业生涯很不顺利，做为WTA公认最全面的球员之一，却因为玻璃体质没办法连续高质量输出。希望这次她能成功拿下冠军。 2004年，是我做为网球迷的起点。那年的法网，郑洁连克强敌，打入女单十六强，创造了历史。机缘巧合，拉我上了贼船。那时候网球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好像还没有电视转播，家里网速慢，我下班后便不回家，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看电影，然后看直播。那时候有个网站，叫什么我都忘了，集合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的盗版资源，也包括一些体育赛事的直播。我记得带宽很有限，画面非常模糊，黄色的网球在桔红色的红土背景上运行，几乎看不清球，就那样，也跟着一惊一乍，激动万分。后来李娜复出，再加上天才少女彭帅横空出世，看网球的人越来越多，渠道也多起来，好像突然之意，就清晰起来。 可是，就算想得到李娜后来能拿两个大满贯，也做梦想不到彭帅如今的下场。最近几年，彭帅完全销声匿迹了，当年为她鼓与呼的人也渐渐忘了她。然而她始终是中国网球历史和很多纪录的一部分，那些网球博主们绕不过去，便代之以“素安”，那是“shuai”的变体，以规避审查。年轻的球迷会在评论区问，谁是素安。有人回答，语焉不详。大概问的人不过随便一问，也不会真的去关心答案。我有时候会想起她，不知道她被限制在哪里，不知道她还看不看网球，不知道她会不会有重获自由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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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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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七月，终于有了夏天的样子。这几天很热，地震也来凑热闹。宜宾一天之内震了好几次，其中有两次我正躺着，感觉摇晃，起身下地，挥拳向空气，晃得比它更厉害些，便感觉不到房间的摇晃。偷眼看吊灯，它还在晃，我便也继续。好像有段日子没感觉到地震了，几乎忘了那种滋味。炎热天气里又来地震，就会想起2022年夏天，正封城，地震了，很多人往院子里跑，被保安拦住不让。年纪再大些，也许就更少感觉到周围环境的扰攘。我父母在成都生活了八年，每次地震，我都担心他们害怕，结果他们都浑然不觉。 广西受台风影响，遭遇严重水灾，前两天几乎看不到媒体报道，都是个人在社交平台声嘶力竭的喊。没有媒体了，以前政府喜欢丧事喜办，这样的时刻也总有喉舌们出来搞些“感动中国”的“新闻”，现在好像他们连这兴趣也没了，看不到救援的情况，看不到军民鱼水情。从李老师的推文里知道，政府没到的地方，个人也不能去，要报备，要审批，于是人们只能困着。今天据说有蛇养殖场被冲毁，毒蛇伤人致命。 最近看过的两部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揭密日》和谷垣健治的《火遮眼》，里面关键情节都是调查记者，在他们的电影里，新闻还是很有操守的职业，调查记者还有一腔热忱。《揭密日》在中国卖得很差，《火遮眼》的公映版也删掉了开场女记者独闯虎穴解救被绑儿童的戏份。调查记者这个职业，在中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别说年轻人，就年老如我者，如果不是对公共事务有讨论的欲望，大概也不会记得几个这样的人。但以前，毕竟还有人在央视的镜头前，在事件发生的一线，半真半假的报道。前段时间重读柴静的《看见》，经常惊讶于，中国竟然有过那样的时候，而实际上，很多报道，当年就在电视或报纸上看过，可是过了这些年，记忆几乎被抹除，以为那样的事不可能发生。柴静还在Youtube做她的老本行，比当年更勇敢无畏，只可惜，她再也没法像当年一样手拿麦克风去到现场，和当事人做面对面的交流了。 晚上跑了七公里步，把波米的“港片十年”又翻出来听，想起反派影评的黄金时代，也很唏嘘。那时候，开场是“反派影评，每周更新，大家好，我是波米”，每周总能等到，我做为影迷的开始，也是那时候。现在，更新一期，都像过年。十周年直播时，嘉宾们都回来，济济一堂，是庆祝，也许也是告别。2030年，大概不会再有十年系列节目了，那个时代，也永远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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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做核酸，免费做核酸，天天做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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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小区里按楼栋分时段做核酸。大家戴着口罩，排成曲曲弯弯的长队，挨个走到被白色笼罩的工作人员跟前，弯腰、张嘴，被棉签在喉咙深处一通搅和。那段时间是我最不讲究文明礼貌的时段，人家面无表情地说“好了，下一个”，我也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谢谢”都不说一句，心里甚至有点忿忿不平。心情好的时候也同情一秒那些所谓的“大白”，每天对成百上千的口腔，很多人可能牙缝里还残留着食物残渣，幸好戴着口罩，不至于闻到味道。那时我和父母分开住，我跟他们说的是不用非得去做，你们又不出门，大不了给个黄码。可是母亲做了一辈子顺民，更相信政府宣传，“做一下怕啥嘛，做了又没坏处”。她甚至有两次推着轮椅中的父亲下楼排队，被我严厉批评才没再继续。网格员私信我，说有规定的，每个人都要做。我说老人门都不出，唯一的感染机会就是下楼做核酸，我不会推他下去的，要做的话你们安排人上门来做。她说那要是黄码了你要自己负责哟，我说反正他有病，如果突然需要住院而你们又不让，我会拼命的。她无可奈何，只好做罢。 但因此，我们算是认识了，后来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社区慰问，要上家里去看老人，还要我在场。我说我忙得很，不然你们也不用去了，省得都麻烦。但她们还是去了，带的小米还是啥礼品记不大清了，还带了“医生”，摆拍了照片。最后一次打电话，大概是前年底，我说老人回老家了，谢谢惦记。现在偶尔碰见她，很客气的寒暄两句。有时我会想，当初警察们来小区找我，又查我手机，此后有没有任务下达到网格员“盯着点这个人”的可能？也许没有，只是我多疑。但相互怀疑检举揭发，本来就是共产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也怪不得我。最近我在读《战后欧洲史》和《十一个时区之旅》，其中大量涉及的前苏联历史，让我很是心有戚戚。 转眼间，天天做核酸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年。大家似乎忘得很快，仿佛没有发生过。连“疫情”和“新冠”这两个词，都很少出现在各种叙事中。那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没多少人见过。前几天在Cathyplay看到个纪录片，叫《洗头记》，一位父亲纪录的儿子成长过程，里头有一段是在清零期间。虽然只是记录，看不出太多立场表达，已经是稀有的文本了。 现实过于荒唐的时候，单纯记录就很已经足够讽刺。不信你去看《无悔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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