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

小时候成绩好算一件。是别人父母口中的别人的孩子，哪儿能不沾沾自喜。但成绩好也不全带来自豪感，有时候会失落，就是在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担心成绩单拿给父母看会挨批的时候。我的成绩单通常好看，但没人看，尤其是我父亲，他甚至不大搞得清我读几年纪。成绩好这件事在高二下学期终结了，因为我一度沉溺于县城的花花世界，不再努力学习。高考于是考很烂，勉强读了个大学。 此后的很多年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能提振我的士气，直到考上研究生。那时候快三十岁了，是我们班上第二年纪大的。第一年纪大的是L哥，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大，直到毕业后还组织同学聚会。很可惜没几年他出了意外去世了，自此同城的同学再也没见过面。 但要说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我觉得是写字。最早写在QQ空间，后来写在天涯论坛、新浪博客，最后就是马特市。不是说写得好，而是说敢写，敢于写得不好。我在很多方面是有点自卑的，但在这件事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自信。很多人觉得写得不好人家会笑话，或者没人看，因此不发表，我很少那样。只要能写出来，我就会发出来，没人看就自己看。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把写字当成非常严肃的事情来看，尤其是后来意识到，我当不成作家，我就是个普通人，在网上写的字，相当于现实中说的话，谁能每句话都准确无误啊，是吧？本着这样的大不要脸精神，我一写写了几十年。很多字随着网络平台的消失消失了，有时候想起来有点可惜，但也没办法，只好接受，好在现在依然还能写，估计到死还在网络上留下非常多的字。我写的不一定好，但你绝不能说我制造的是网络垃圾。何况，就算是垃圾，也是这个宇宙物质能量循环的一部分，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 我因为这样的“自洽”，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常想，假如没有这些朋友，我当下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不可能知道，但一定很不相同。

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我从小算是节俭的孩子。不节俭也没办法，实际也没有多余的钱或物去给你“浪费”，或者说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精神需求。 我高三时，受县城的花花世界诱惑“变坏”，曾整天整天地逃课在台球厅度过。也不是和“坏朋友”厮混，而是和老板赌球。压注五毛或者一块钱，和老板打花式九球，谁赢了钱归谁。那是刚学会台球不久，又年轻气盛，像小时候吃西瓜一样，轻轻松松地上了套。球桌年久失修，边边角角有些下陷，老板深谙自家球桌上的每道凹痕，只需要用合适的力量让球进入“轨道”，那球便会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地滚着进洞。我明知事情的原委，觉得我的水平总该比那老太婆高啊，每输一局，心里的不服便更甚一些，于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那时大概身上只有几块的零花，输完了就在放学路上拦住同学再借几块。哎呀真是的！好再后来考试成绩一落千丈，被老师叫去训了次话，悬崖勒马。那是我记忆中人生第一次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那个赢走了一个高中生很多碗烩面的老太婆，是我妈的堂妹，我叫她姨。怎么能这样呢你说？可能人太穷了。那个姨夫从前在电影院工作，小时候我妈带我看电影，不需要买票。后来，电影院停业了，影院广场上便成了露天的台球厅，我那姨，拥有其中的几张球桌。话说县里的电影院一停就是几十年，县城的人们有闲钱逸致看电影，才是最近几年的事。可是眼看着，又都被短视频吸引了去，新开的电影院，很有些明日黄花的样子了。 要到最近几年，我才觉得应该要适度取悦下自己，年纪渐长，留给我认识世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于是到处跑马拉松，还订下每年出趟国见世面的计划。出国计划本来是从18年开始，那年去了日本，19年去了吴哥和新加坡，20年西班牙的签证已经到手，被新冠病毒喝止，谁知一停三年。那期间护照过期了，不能补办，很担心就此闭关锁国下去。唉呀，往事不堪回首。但年纪大了又爱回首，可供回首的日子越攒越长，可供展望的日子越来越断。 就在前两天，还在别人的文章下面评论说有点想买个MacBook，映昕问考不考虑新出的Neo,话音未落热心的建哥已经把链接甩过来了。MacBook和我的专业不对口，工作用的软件很多不能装，我有另外的电脑，也有个ipad，MacBook买来纯宠自己吗？ To buy ,or not to buy……

我从小没有和人攀比的思想，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不知道是天赋还是后天受什么影响。但我小时候学习很好，在村里甚至在镇上也可谓出类拔萃的那种，自然也不是好胜心的原因，而是因为没那么爱玩。实话讲，农村也没太多可玩的，就只有把时间用来学习。 生活上，一个村里都大差不差，农民嘛。初中时到了镇上，学校大了很多，同学也多了很多，但仍然都是农民的孩子，每天回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每个人家里是怎样一种状况，比上小学时更不大清楚，也没有那个想法要弄清楚。 直到高中到了县里，才渐渐发觉和县城里的同学在穿着、在气质上的不同。县里同学的衣服通常干干净净，有楞有角的。甚至于，我有意无意地在一个男同学的身上闻到了洗衣粉的味道。县城的同学每天回家，自然有父母操心仪容。农村同学住校，一周才回家一次，学校里只供应开水，洗衣服是不大会想到的事，至于洗澡，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我现在回想，猜测那时候身上一定随时散发着臭味，只是日常如此，久便不闻其臭。城里同学，语调虽然和我们这些农村人大差不差，但遣词用句比农村人“洋气”很多。就比如你看《武林外传》，觉得佟掌柜说的陕西话没有哪一句是听不懂的，但真把你丢到陕西的农村，就会知道什么叫云里雾里。我高二时很喜欢琼瑶剧，又暗恋一位县城里的女同学，她个子高我一头，讲话带着城里人的洋气味，最主要，语文很好，作文写得嘎嘎棒。我相信，我们班里不只我一个人觉得，就连语文老师都暗恋他。大概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痴迷琼瑶的男生，也会让她有些新鲜感觉。那时候，电视台正在热播《鬼丈夫》，我常常拿了空白磁带找她帮我录电视剧的声音，周末回家用家里的收录机听，周一回来再和她热火朝天地讨论。我那时候每周从家里背来几个大锅盔，每天用开水泡软了就咸菜，作为一周的口粮。有次她说好奇，看住校的同学都在自行车后座驮着那个来上学，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给她掰了好大一块，自然是偷偷地给她，让她拿回家再尝。第二天问她吃了没，她皱皱眉，说尝了一口，觉得有点馊，扔了。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勇气表白。怎么可能有，她身边围着一群城里的男生，何况，还有语文老师。上大学后，分隔两地，我才敢写一封信，说我那时多喜欢她，天天想和她说话。 大学时，我住十四个人的宿舍，我不是那里面最穷的人，离最富就更远。最有钱的是黑龙江的同学，他有七个姐姐，自己才是掌上明珠。他是宿舍里第一个穿阿迪的人，第一个有单放机的人，也是最常请其他同学吃酸辣粉、看录像的人。...

在中国这样上溯三代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国家，代际之间的分歧，简直不要比牛毛还多。但这分歧，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后来，从一棵树的主干上，分出树杈。 父母生于上世界四十年代初，那时候的人生有多艰难，毋需多言。 我父亲十二岁就没了娘，身为家里长子，和自己的父亲一起承担起照料三个弟弟的重担。我经常容易忘记我爷爷的辛苦，要到很偶尔，比如像这样正经写出来，才猛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男人，独自拉扯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对现在的人来讲，是件怎样的missoin impossible。我敢打堵，把阿汤哥置于那样的境地，他一定只有哭的份。 我母亲的处境没有那么极端，她很幸运地父母双全长大成人。但她的父母却不怎么幸运，生了十来个孩子，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四个。母亲是活下来的孩子中的老二，她的大姐二十几岁病逝后，十几岁的她便成了老大，妹妹和最小的弟弟都比她小十多岁，她同样要肩负起长姐的责任，和父母一起照料他们，背着他们下地干活，有好吃的先尽着他们吃。 但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早年的艰苦生活在他的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比我母亲浅的多，自我记事起，母亲常抱怨父亲“穷大方”，比如村里的红白事，别人上礼五元，他要上十元。还比如有人借钱，几乎不会空手而回。我的父亲很勤劳，他退伍以后被分配了事业单位的工人编制，但他不喜欢受人约束，四十几岁就办了病退，然后便整日在地里忙活，黑水汗流，怨声载道。怎么会有人宁愿当农民呢？我简直不懂。我妈大概也不太懂得，她常抱怨的另一件事就是没能跟着父亲住一套公家分的房子。尤其后来我上了高中，她不忍我们住空无一物的宿舍，经常老着脸去求人借房子给我们的时候，这抱怨更是理所当然。 我父亲还没生病的时候，有一次去银行存钱，被骗子盯上，在他面前上演一场双簧，他花2000块钱买回来好大一块沾着泥的“金条”。我不知道他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波动，我只记得他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从老家搬去二姐身边时，母亲还带上了那“金条”。母亲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时，大家仿佛都释怀了很久，她笑着说，父亲笑着听。 再几年后，父母搬来我这里，我问老妈金条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放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有时想起来，想着该给像Smog一样喜欢金条的父亲买一块，让他过过干瘾，终于想想罢了。直到过去一年，金价飞涨，悔恨之心更如滔滔江水。

我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生存条件是相当恶劣的，但那时却不太觉得。可能因为没见过什么世面，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没法太向往。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母亲给一块钱，到了镇上看见西瓜摊就走不动道。西瓜一毛钱一块，吃了一块，卖瓜的大叔说，是不是很甜？再吃一块吧，给，说着手上的瓜就递过来。结果，一块钱都给了卖西瓜的，肚子撑得滚圆。 读高中时， 从家里带馍馍，每天开会泡馍就咸菜，唯周中花两块钱吃一碗烩面，算是打牙祭。那时候好像烩面是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仿佛还能记起那间清真食堂的气味。店主是一家人，戴白帽的回回，分工合作，和面的和面，揪面的揪面，烩面的烩面。揪面的人围着锅台成扇形，每人将一长条面片搭在胳膊上，用手稳住一头，另一只手飞速来回，从长条上揪下大小均匀的一片片面片扔进沸水里。烩面的是女性的长辈，面出锅前用大勺舀一点汤来尝咸淡，整个脸几乎埋在勺里。那种作法现在看来是很不卫生了，但当时直到以后很久在我心里，都是大师傅专业的表现。县城里游荡着一个疯子，整天穿一身绿军装，那时没有深究过人们叫她红卫兵只是因为衣服的原故还是她年轻时真的当过红卫兵。她浑身脏污，脸上五花八门的颜色，有时迎面走来会无故对人嚷嚷，小孩都怕她。有些大人便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再哭叫红卫兵来把你抱走。她饭点常逡巡在清真食堂门口，看人剩下一点汤汤水水赶紧跑过去端起来倒里肚里。有一次，我端了面放桌上，去另外的桌子上拿筷子的功夫，面已经被她端到了门角狼吞虎咽。我哭了，我就那点零花钱，没钱再买一碗。 大学时想要个walkman，可以无论走路还是睡觉，都把耳机挂耳朵上，听beyond、听王杰，还有那英和窦唯，以及《阿甘正传》的原声+台词。但很贵，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大学毕业前，觉得毕业后每个月赚500块钱就很好了。实际第一个月发了1700块，但在山里，没有花钱的机会，也没有狂喜。 Walkman后来有了，钱当然还是家里给的。我这辈子为自己花的第一笔大钱，是工作第一年买的BB机，数字传呼，留言还要查代码簿，四百多一个。

我从大马回来，飞机还在天府机场上空盘旋，看到雾霾笼罩中的地面，就在心里皱起了眉头。 走之前，成都连续十几天雾霾黄色预警。做为一个跑者，很难无视那样的天空，每天都在天人交战。跑，还是不跑，是个很大的问题。跑吧，觉得跑完一嗓子灰。不跑吧，那我还算个什么跑者呢？当然，跑者是自封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跑步会带来对自我的掌控感，好像还有被某种难以严表的冲动控制下的有限的自由意志，像表达欲一样，一旦受限，就会生出烦躁和委屈，越压抑越想输出，结果是惹得一些人不高兴。很多本地人气呼呼地反对，说那是雾，不是霾，说他们从小就在这样的天气里长大，好像在说因为雾霾自古以来就是成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雾霾无比正当一样。 这几天深陷鼻炎咽炎的泥潭，也是往常很少有的程度。如今每次身体有新状况，总是疑心年纪的原因。但也许只是时间，你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总得有新鲜事物不断补充进来，填补日常，包括新鲜的疾病和不适。但人类哪儿有那么理智，总要找个罪魁祸首。我给鼻咽炎找的第一罪魁就是雾霾。那天朋友一起吃饭，小N听我鼻音颇重，说你这样了又喝酒又抽烟，还要怪雾霾。我说雾霾嘛难道不是人人得而怪之？要是我怪一下就能除了它，那可真是积了大德。我总是那么有道理，家人朋友都忍了，陌生网友气急败坏就破口大骂，骂我老登，让老登闭嘴。但能让我闭嘴的，只有老大哥，小登们暂时还不行。 十多年前，柴静拍了部纪录片，叫《穹顶之下》，第一次把中国的环境问题抖落出来。当然，不久这片子就被禁了，柴静也成了流亡中国人中之一员。如今每当那些人说那灰蒙蒙的天空里充填的是雾不是霾，我就想，你看，审查多有用。 我在吉隆坡住在一栋高楼的27层，民宿的房间是长条形的，进门穿过整个房间，有个小阳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双子塔，簇拥着双塔的，有些稍矮的高楼，从这些高楼中间，有一座高架桥穿出来，划出一道弧线，从我的阳台右下角消失。吉隆坡的高楼并不十分密集，高楼和高楼之间有广阔的低矮地区，高楼后面还有连绵的群山，这样的景致，十分适合远望。但假如这个城市里也常常被雾霾笼罩，该是么扫兴的事。中国的很多城市就是这样，但很多中国人不觉得扫兴，只会觉得感到扫兴的我这种人扫兴，这真是让我愈加扫兴。 那间民宿正对着床挂在墙上的电视，只有大约32英寸那么大，电视里装得有YouTube，这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整天翻墙只能用手机电脑来看油管视频的中国人来说，是有点小雀跃的。我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