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

进入七月，终于有了夏天的样子。这几天很热，地震也来凑热闹。宜宾一天之内震了好几次，其中有两次我正躺着，感觉摇晃，起身下地，挥拳向空气，晃得比它更厉害些，便感觉不到房间的摇晃。偷眼看吊灯，它还在晃，我便也继续。好像有段日子没感觉到地震了，几乎忘了那种滋味。炎热天气里又来地震，就会想起2022年夏天，正封城，地震了，很多人往院子里跑，被保安拦住不让。年纪再大些，也许就更少感觉到周围环境的扰攘。我父母在成都生活了八年，每次地震，我都担心他们害怕，结果他们都浑然不觉。 广西受台风影响，遭遇严重水灾，前两天几乎看不到媒体报道，都是个人在社交平台声嘶力竭的喊。没有媒体了，以前政府喜欢丧事喜办，这样的时刻也总有喉舌们出来搞些“感动中国”的“新闻”，现在好像他们连这兴趣也没了，看不到救援的情况，看不到军民鱼水情。从李老师的推文里知道，政府没到的地方，个人也不能去，要报备，要审批，于是人们只能困着。今天据说有蛇养殖场被冲毁，毒蛇伤人致命。 最近看过的两部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揭密日》和谷垣健治的《火遮眼》，里面关键情节都是调查记者，在他们的电影里，新闻还是很有操守的职业，调查记者还有一腔热忱。《揭密日》在中国卖得很差，《火遮眼》的公映版也删掉了开场女记者独闯虎穴解救被绑儿童的戏份。调查记者这个职业，在中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别说年轻人，就年老如我者，如果不是对公共事务有讨论的欲望，大概也不会记得几个这样的人。但以前，毕竟还有人在央视的镜头前，在事件发生的一线，半真半假的报道。前段时间重读柴静的《看见》，经常惊讶于，中国竟然有过那样的时候，而实际上，很多报道，当年就在电视或报纸上看过，可是过了这些年，记忆几乎被抹除，以为那样的事不可能发生。柴静还在Youtube做她的老本行，比当年更勇敢无畏，只可惜，她再也没法像当年一样手拿麦克风去到现场，和当事人做面对面的交流了。 晚上跑了七公里步，把波米的“港片十年”又翻出来听，想起反派影评的黄金时代，也很唏嘘。那时候，开场是“反派影评，每周更新，大家好，我是波米”，每周总能等到，我做为影迷的开始，也是那时候。现在，更新一期，都像过年。十周年直播时，嘉宾们都回来，济济一堂，是庆祝，也许也是告别。2030年，大概不会再有十年系列节目了，那个时代，也永远过去了。

每天，小区里按楼栋分时段做核酸。大家戴着口罩，排成曲曲弯弯的长队，挨个走到被白色笼罩的工作人员跟前，弯腰、张嘴，被棉签在喉咙深处一通搅和。那段时间是我最不讲究文明礼貌的时段，人家面无表情地说“好了，下一个”，我也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谢谢”都不说一句，心里甚至有点忿忿不平。心情好的时候也同情一秒那些所谓的“大白”，每天对成百上千的口腔，很多人可能牙缝里还残留着食物残渣，幸好戴着口罩，不至于闻到味道。那时我和父母分开住，我跟他们说的是不用非得去做，你们又不出门，大不了给个黄码。可是母亲做了一辈子顺民，更相信政府宣传，“做一下怕啥嘛，做了又没坏处”。她甚至有两次推着轮椅中的父亲下楼排队，被我严厉批评才没再继续。网格员私信我，说有规定的，每个人都要做。我说老人门都不出，唯一的感染机会就是下楼做核酸，我不会推他下去的，要做的话你们安排人上门来做。她说那要是黄码了你要自己负责哟，我说反正他有病，如果突然需要住院而你们又不让，我会拼命的。她无可奈何，只好做罢。 但因此，我们算是认识了，后来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社区慰问，要上家里去看老人，还要我在场。我说我忙得很，不然你们也不用去了，省得都麻烦。但她们还是去了，带的小米还是啥礼品记不大清了，还带了“医生”，摆拍了照片。最后一次打电话，大概是前年底，我说老人回老家了，谢谢惦记。现在偶尔碰见她，很客气的寒暄两句。有时我会想，当初警察们来小区找我，又查我手机，此后有没有任务下达到网格员“盯着点这个人”的可能？也许没有，只是我多疑。但相互怀疑检举揭发，本来就是共产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也怪不得我。最近我在读《战后欧洲史》和《十一个时区之旅》，其中大量涉及的前苏联历史，让我很是心有戚戚。 转眼间，天天做核酸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年。大家似乎忘得很快，仿佛没有发生过。连“疫情”和“新冠”这两个词，都很少出现在各种叙事中。那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没多少人见过。前几天在Cathyplay看到个纪录片，叫《洗头记》，一位父亲纪录的儿子成长过程，里头有一段是在清零期间。虽然只是记录，看不出太多立场表达，已经是稀有的文本了。 现实过于荒唐的时候，单纯记录就很已经足够讽刺。不信你去看《无悔追踪》。

我哥大我十六岁，我记事时，他已经上大学了。我记忆里的接触，最开始就充满摩擦。我是农村小孩，从小跟农民学得满嘴脏话，又受母亲娇惯，天地不怕的。按说我哥那时已经是个大人，又是村里唯二的大学生之一，寒暑假才从城里回来，好不容易见一面，该是又敬又怕又想巴结的，但我偏偏不尊重权威，经常惹他生气。还记得我在炕上玩，他在灶头看书，不知道因为什么大概说了脏话，他从灶伙里扔出正在看的书，正中我的人中，上嘴唇被坚硬的书脊和牙齿夹攻，立马出了血，并肿起来。四十年过去了，想起来还记得那种木木地疼，以及嘴唇肿胀着外翻的感觉。我哭得大概很大声，我妈心疼地抱着我哭，一边骂我哥。 不能确定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被灌输的记忆，因为我妈直到今天也还时常提起这件事。还有后来再大些有嫂子了，他还用手背浅兜我嘴巴子。关于那个，肯定是我自己的记忆。大家围坐在坑上打牌，黄昏来临，窑洞里渐渐暗下来，嫂子顺手开了灯，我嘟囔了句：“这么亮不知道开他妈逼的灯干啥。”那时虽然已经有了电灯，但父母除非要在灯下干活，否则不会开。看电视时灯要关上，因为用不着。不看电视也不干活时，母亲烧完炕，用笤帚把地扫干净，用铁簸箕将和着土的柴禾渣倒进炕洞，便关了灯。夏天时大家坐在院子里等天黑，冬天时便躺炕上。我习惯了那种节约法，只是有点暗，又不是看不见，何况，是在打牌！ 小时候记得的我们的互动，就只有这种，并不是个良好的基础。 后来记得的，是写信，也无非一个叮嘱好好学习，一个汇报学习情况。我一上学，突然变成了个四有新人，讲文明懂礼貌，再不说脏话。做为大哥，他有教育弟妹的责任，写信是主要方式。他有时会在信封里夹五块十块钱，那是快乐的瞬间。记得最动情的一次，他信里埋怨我写的简单，也不和他交心，我的回信于是很长，详述原因，说我从小时他便是大人，说我如何怕他，不知道怎么交心。我们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交心就从此常常交起心来。他后来带我去城里治病，读大学时和父母、二姐一起承担我的生活费，工作了最初在一个城市，离得很近。但所有这一切似乎就事论事，仍然很少交心。现在，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们还是经常见面，但觉得隔得更远了。

最近在看两部上世纪的老片，一部是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另一部是1995年的《无悔追踪》，画质都是高糊，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怕是不堪入目的。但老年人爱怀旧，也容易看不惯新玩意，对现在霸屏的那些古装玄幻欣赏无能。景致和人都太美了，美到不像话。也不止是古装，时装也不行。最近热度很高的《主角》我也看不下去。按道理，这剧应该很适配我，讲西北、讲秦腔的你想，可是我每次碰巧遇上了，看几眼就觉得不对味，怎么都说普通话呢？怎么这戏配音就随便找了个录音呢？太熟了，太容易看出破绽来，因而难以入戏。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也会扪心自问，是不是真是我的问题？ 和朋友一起看的《捕风追影》，直摇头。这故事如果发生在香港，为什么香港演员要拐拗口的港普？如果张子枫演的是个香港警察，为什么她的普通话会讲这么标准？如果她演的是个大陆人，那香港会招大陆人当警察吗？我去过香港，我知道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因而完全无法相信这个故事。我跟朋友说，他觉得这都是吹毛求疵。显然，大部分看电影的大陆观众也觉得这些无关紧要，因为在电影业这样萧条的时代，它在大陆卖了十几亿。 《主角》在我看来，还只是用心于否或者演员专业度的问题。《捕风追影》在我眼里就更有一层政治色彩，我还没忘记香港人当年怎样走上街头，为的就是不讲这样标准的国语。虽然，也许，以结果论的话，是失败了。再过十年，香港人的普通话的标准度，没准要和四川人不相上下了。 看《射雕英雄传》是因为去年听了杨照老师的“读金庸”系列，他以台湾人的视角，解读出很多大陆人不大会有，有也不能说，想想也有罪的文本。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他从日月神教里解读出中国政治，从神龙教里看到文化大革命。《鹿鼎记》是唯一我没读过原著也没怎么看过剧集的金庸作品。不怪我吧？哪个正经年轻人会喜欢《鹿鼎记》呢？杨照老师说《鹿鼎记》反武侠，也许还受了《阿Q正传》的影响，更像晚清一部世情小说，被大大地低估了。于是我在咸鱼买了一套正盗版混杂的小说，读罢心想，当年不喜欢，是因为不懂事，现在不喜欢，可能是因为懂得多了。在读了金庸那些真正的武侠和晚清那些真正的世情小说以及真正的《阿Q正传》以后再读《鹿鼎记》，它就在各方面都像隔靴搔痒，就像你看完《无悔追踪》以后再看冯小刚的《抓特务》。 当下的中国人，生活在到处举报“行走的五十万”的氛围里，看见“抓间谍”三个字要么犯恶心，要么眼里精光大盛。前一种人...

已经成为现象级电影的《给阿嬷的情书》，整部片子的气质很不新中国，国内部分很像民国，国外部分就真的东南亚。演员据说都是素人，长得也很东南亚。泰国那段里的角色，我甚至都以为是泰国人。很显然，是因为我对潮汕一带太陌生了，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平日里难得集体出现在大银幕上，以至于给我一种异域感。他又把背景设在泰国，这种感觉便做到了完美统一，这大概也是沉浸感的一部分。沉浸在泰国故事里，没空去想中国。等到眼泪流完了，出了电影院一咂摸，不对呀，那时候中国正在闹文化大革命呢，整个国家天翻地覆人仰马翻，傅雷服了毒，老舍跳了湖，叶哲泰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而潮汕，似乎还有点岁月静好。主创们完全没有想着要代入一点点真实的背景，暗示都没有。比如你那怕在遥远的背景音里给些听不清的大喇叭的聒噪都好，或者你拿怕在墙上挂个毛泽东像，因为你不是架空背景的类型片，你是在讲真实的历史。文革也不是发生在世界某个偏远角落里的偶然事件，它是那时每个中国人的日常。更何况，淑柔出身大户人家，又有海外关系，该是重点批斗对象。 这是很大的阉割和自我阉割，可惜大部分中国人不在乎。我想起秦婉在“反派影评”十年直播里说的，审查已经从外部被内化到了个人的日常 。每个人都在自我阉割，并渐渐习以为常。 前两天看斯皮尔伯格的《揭密日》，有段设定是朝鲜政变，俄罗斯出兵，完全没提中国。我不知道是中国特供删除了，还是美国人也把中国审查内化了。 有点无奈，吐槽一下。

五一假满，二姐和姐夫没有回去。 春种时节，门外成片的耕地虽然已荒芜多年，不必管它，但院内的角角落落，多少得种点蔬菜。 中间的“花园”里，有一株巨大的核桃树。树下的地翻挖了，杂草清理干净，撒上茄子和西红柿种子。南边墙角下从前是黄花菜，以前当季时每天要摘、蒸、晒干，存起来卖钱。黄花菜是和韭菜一样可以野蛮生长的植物，多年无人打理，回家时更加葱茏，只是，枝叶之间生满“幼蚶”。是比虱子还小的蚜虫，长着翅膀，但李三从未见它们飞，甚至几乎看不见动，只是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以人类无法查觉的速度啃噬着植物的汁液。得靠农药，才能消灭这些害虫。父亲要是没生病的话，就算八十多岁你也挡不住他干活，便不可能有这些蚜虫的容身之处。大概吃腻了，李三家没人喜欢黄花菜。母亲以农民的本能，不习惯看到庄稼蔬菜长在那里被弃之不顾，有天摘了一大捧回来放案板上。她视力渐弱，看不到成堆的幼蚶。李三喊她来，指给她看。她叹口气，说那你扔了吧。去年临近冬天，大哥把那两行黄花菜挖掉了，在空地撒了菠菜籽，很快长了菠菜苗。那菠菜苗竟然挺过了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春天到来，重新生发。 东边院墙下面，原来是父亲垒的鸡窝。一个城里人看起来再无一用的东西，农村人也能给它找到利用价值。李三的大哥继承了农村人的优良传统，看一眼就说，鸡窝可以拆了，土坯打碎压厕所，椽子烧柴，那块地有沉年鸡粪加持，种菜肯定长得好。大哥喜欢干活，但每次回来都形色匆匆。李三不喜欢，他喜欢闲着。李三脾气大，又天生反骨。大哥走前给他安排，把后院那十几二十平米的地种点玉米，李三说，我才不种。还是父亲丧事办完，大哥亲自动手挖地，点籽，李三帮忙浇了点水，终于种上了他心心念念的玉米。那点玉米，在秋天便成了老母亲的负累，她一个人掰玉米、蜕玉米、晒玉米、挖玉米杆，最后打了有半袋子玉米。冬天李三接她去城里过冬前，半袋子玉米还放在房檐下。李三说给了婶婶吧，母亲舍不得，要拿去打成玉米碜带去成都喝。李三说，买同样多的玉米碜子花不了十块钱。母亲说，那不一样么。第一次去，远远望见打碜子的机器前排了长龙，李三车都没停，调头就走，不顾母亲一迭声地喊。母亲念念不忘，于是第二次又去，依然排了很多人，李三依然调头要走，母亲依然不让。最终，她在那里耗了大半天时间，腰酸背疼但心满意足地带回了一小袋玉米碜子。李三后来在群里说，你们都别再张罗着种这种那，除非你们打算自己回来收。这是后话。前话是，鸡窝也是某次大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