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做核酸，免费做核酸，天天做核酸”

每天，小区里按楼栋分时段做核酸。大家戴着口罩，排成曲曲弯弯的长队，挨个走到被白色笼罩的工作人员跟前，弯腰、张嘴，被棉签在喉咙深处一通搅和。那段时间是我最不讲究文明礼貌的时段，人家面无表情地说“好了，下一个”，我也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谢谢”都不说一句，心里甚至有点忿忿不平。心情好的时候也同情一秒那些所谓的“大白”，每天对成百上千的口腔，很多人可能牙缝里还残留着食物残渣，幸好戴着口罩，不至于闻到味道。那时我和父母分开住，我跟他们说的是不用非得去做，你们又不出门，大不了给个黄码。可是母亲做了一辈子顺民，更相信政府宣传，“做一下怕啥嘛，做了又没坏处”。她甚至有两次推着轮椅中的父亲下楼排队，被我严厉批评才没再继续。网格员私信我，说有规定的，每个人都要做。我说老人门都不出，唯一的感染机会就是下楼做核酸，我不会推他下去的，要做的话你们安排人上门来做。她说那要是黄码了你要自己负责哟，我说反正他有病，如果突然需要住院而你们又不让，我会拼命的。她无可奈何，只好做罢。

但因此，我们算是认识了，后来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社区慰问，要上家里去看老人，还要我在场。我说我忙得很，不然你们也不用去了，省得都麻烦。但她们还是去了，带的小米还是啥礼品记不大清了，还带了“医生”，摆拍了照片。最后一次打电话，大概是前年底，我说老人回老家了，谢谢惦记。现在偶尔碰见她，很客气的寒暄两句。有时我会想，当初警察们来小区找我，又查我手机，此后有没有任务下达到网格员“盯着点这个人”的可能？也许没有，只是我多疑。但相互怀疑检举揭发，本来就是共产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也怪不得我。最近我在读《战后欧洲史》和《十一个时区之旅》，其中大量涉及的前苏联历史，让我很是心有戚戚。

转眼间，天天做核酸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年。大家似乎忘得很快，仿佛没有发生过。连“疫情”和“新冠”这两个词，都很少出现在各种叙事中。那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没多少人见过。前几天在Cathyplay看到个纪录片，叫《洗头记》，一位父亲纪录的儿子成长过程，里头有一段是在清零期间。虽然只是记录，看不出太多立场表达，已经是稀有的文本了。

现实过于荒唐的时候，单纯记录就很已经足够讽刺。不信你去看《无悔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