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

在中国这样上溯三代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国家，代际之间的分歧，简直不要比牛毛还多。但这分歧，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后来，从一棵树的主干上，分出树杈。 父母生于上世界四十年代初，那时候的人生有多艰难，毋需多言。 我父亲十二岁就没了娘，身为家里长子，和自己的父亲一起承担起照料三个弟弟的重担。我经常容易忘记我爷爷的辛苦，要到很偶尔，比如像这样正经写出来，才猛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男人，独自拉扯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对现在的人来讲，是件怎样的missoin impossible。我敢打堵，把阿汤哥置于那样的境地，他一定只有哭的份。 我母亲的处境没有那么极端，她很幸运地父母双全长大成人。但她的父母却不怎么幸运，生了十来个孩子，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四个。母亲是活下来的孩子中的老二，她的大姐二十几岁病逝后，十几岁的她便成了老大，妹妹和最小的弟弟都比她小十多岁，她同样要肩负起长姐的责任，和父母一起照料他们，背着他们下地干活，有好吃的先尽着他们吃。 但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早年的艰苦生活在他的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比我母亲浅的多，自我记事起，母亲常抱怨父亲“穷大方”，比如村里的红白事，别人上礼五元，他要上十元。还比如有人借钱，几乎不会空手而回。我的父亲很勤劳，他退伍以后被分配了事业单位的工人编制，但他不喜欢受人约束，四十几岁就办了病退，然后便整日在地里忙活，黑水汗流，怨声载道。怎么会有人宁愿当农民呢？我简直不懂。我妈大概也不太懂得，她常抱怨的另一件事就是没能跟着父亲住一套公家分的房子。尤其后来我上了高中，她不忍我们住空无一物的宿舍，经常老着脸去求人借房子给我们的时候，这抱怨更是理所当然。 我父亲还没生病的时候，有一次去银行存钱，被骗子盯上，在他面前上演一场双簧，他花2000块钱买回来好大一块沾着泥的“金条”。我不知道他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波动，我只记得他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从老家搬去二姐身边时，母亲还带上了那“金条”。母亲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时，大家仿佛都释怀了很久，她笑着说，父亲笑着听。 再几年后，父母搬来我这里，我问老妈金条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放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有时想起来，想着该给像Smog一样喜欢金条的父亲买一块，让他过过干瘾，终于想想罢了。直到过去一年，金价飞涨，悔恨之心更如滔滔江水。

我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生存条件是相当恶劣的，但那时却不太觉得。可能因为没见过什么世面，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没法太向往。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母亲给一块钱，到了镇上看见西瓜摊就走不动道。西瓜一毛钱一块，吃了一块，卖瓜的大叔说，是不是很甜？再吃一块吧，给，说着手上的瓜就递过来。结果，一块钱都给了卖西瓜的，肚子撑得滚圆。 读高中时， 从家里带馍馍，每天开会泡馍就咸菜，唯周中花两块钱吃一碗烩面，算是打牙祭。那时候好像烩面是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仿佛还能记起那间清真食堂的气味。店主是一家人，戴白帽的回回，分工合作，和面的和面，揪面的揪面，烩面的烩面。揪面的人围着锅台成扇形，每人将一长条面片搭在胳膊上，用手稳住一头，另一只手飞速来回，从长条上揪下大小均匀的一片片面片扔进沸水里。烩面的是女性的长辈，面出锅前用大勺舀一点汤来尝咸淡，整个脸几乎埋在勺里。那种作法现在看来是很不卫生了，但当时直到以后很久在我心里，都是大师傅专业的表现。县城里游荡着一个疯子，整天穿一身绿军装，那时没有深究过人们叫她红卫兵只是因为衣服的原故还是她年轻时真的当过红卫兵。她浑身脏污，脸上五花八门的颜色，有时迎面走来会无故对人嚷嚷，小孩都怕她。有些大人便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再哭叫红卫兵来把你抱走。她饭点常逡巡在清真食堂门口，看人剩下一点汤汤水水赶紧跑过去端起来倒里肚里。有一次，我端了面放桌上，去另外的桌子上拿筷子的功夫，面已经被她端到了门角狼吞虎咽。我哭了，我就那点零花钱，没钱再买一碗。 大学时想要个walkman，可以无论走路还是睡觉，都把耳机挂耳朵上，听beyond、听王杰，还有那英和窦唯，以及《阿甘正传》的原声+台词。但很贵，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大学毕业前，觉得毕业后每个月赚500块钱就很好了。实际第一个月发了1700块，但在山里，没有花钱的机会，也没有狂喜。 Walkman后来有了，钱当然还是家里给的。我这辈子为自己花的第一笔大钱，是工作第一年买的BB机，数字传呼，留言还要查代码簿，四百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