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只写下“星期”两个字。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他因肺病造成心衰去世。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和萧军去看鲁迅，电影里的他，很虚弱的样子。但他自己的日记里，除了记录打针吃药之外，几乎看不出来这个人正在生着要命的病。工作照做，来信照回，甚至还时不时带“海婴”去看病，和“广平”去看电影。直到死，也没提过死。他大概还是喜欢扮硬汉，即便在日记里，也不肯显得软弱。 鲁迅曾经和二弟很好，来往密切，但是闹翻之后，绝口不提。他的二十四年记录里，提到朱安的次数，我印象里也只有搬家一次。他不可能不常常想起这两个人。中秋夜和三弟一家吃饭时，难道不曾有一念闪过当年二弟？周海婴出生，亲朋好友前来道贺，老来得子，欣慰之余，难道不曾一念闪过孤苦伶仃的朱安？ 他又不是没心。他大概只是死硬。他和许广平的信里，也没有多少热络的私房话。虽然对中国人的毛病似乎看得很真切，但身处其中，他大概也还脱不开某些典型中国男人的形象。比如作为父亲，爱儿子，大概也只会“如山”样的沉重吧？ 鲁迅日记，很少抒情，甚至极少表达对事情的看法。这一点，和小津日记很像。俩人都只拿日记本当账本用的感觉，鲁迅记录书信往来，小津记录行程。也因而，他们俩的日记，都不是我爱读的那种。还有个共同点，俩人日记中都没有“我”。说话人省略第一人称代词是日语的习惯，不知道鲁迅是不是受此影响，也或者，其实是日语受中国话的影响？当代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么极致，但也是个羞于说“我”的民族。不信你去看奥运会cctv的赛后采访，运动员那怕得了金牌，也通常只说“自己”，而不是“我”怎么怎么样。 我很好奇，没有“我”，只是语言习惯，还是说，在他的潜意识中，“我”做为个体，压根不重要？所以他写那么多“我们”、“他们”，却甚少写“我”？ 我的最后一篇日记会写几个字呢？ 本来想学鲁迅，也试试看省略“我”字会怎样，但发现上面那句，没我就不行。太关注自我，这“我”就挥之不去。

我在读《战争与和平》时，有时会想到《四世同堂》。 说实话，四世同堂我没读完，甚至可以说只读了一小部分。我很喜欢老舍的语言风格，他对普通市井生活的描摹，大概是中国作家里独一份的。之所以没有读完，是因为越到后来，我对于他但凡提到战争和日本人时马上激昂起来的情绪化越消化不良了。 当然不是说恨侵略者、恨战争贩子这件事有错，而是说，按我的理解，出色的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让自己的情绪保持适当的克制。就像人吵架时，往往很难好好讲话一样，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经常让我感觉他下笔时带着满腔的怒火，带着强烈的想要控诉甚至痛骂“倭寇”的欲望，从而也影响了我读小说的心态。他让我想起郁达夫在抗战期间写的那些“战斗檄文”（那时刚读完郁达夫），但郁达夫写的是杂文，发在报纸上，本身就是为了鼓舞士气。 话说回来，挑老舍的毛病也不是为了讲老托的好。我也没有很喜欢《战争与和平》，尤其老托长篇大论反复讲他的“历史观”的那些段落，都让我觉得冗长且没有必要。好好的小说，非得写成议论文是想干啥呢？但谁让《战争与和平》和老托的江湖地位非《四世同堂》和老舍可比呢？于是想到了难免作个比较，why?后来以自己粗浅的见识为依据，总结出几条很不成熟和客观的原因，以图自洽。 而今天又想起来，觉得有话想写，是被传得到处是，想假装看不见都很难的高考作文题勾起的。今年的高考作文，给了老舍、艾青和穆旦的三句话，让学生根据联想写一篇文章。三句话不论，我只看到这三个名字，就心中心一凛。这敢联想？当然，出题的人大概是吃定了没有学生敢有“错误的联想”这点，才勇于出题。但也实在不能不使人些许诧异，作文而已，这世上能写的八股文章，能写的事和能写的人都海了去了，何必揪他们出来呢？尤其老舍。想起之前听许子东老师的播客，讲到老舍自杀前的一天，讲他踌躇满志西装笔挺去文联，讲他想要主动参于文革，讲他有志于有一天把文革搬上舞台，讲他正好撞上一帮四处拉人陪斗的小造反派，讲他被不明不白定为现行反革命，讲他第二天就投了太平湖。 我刚想起他们的遭遇时，想到一个词，“受尽屈辱”。但当我又回去重读了一遍许子东的文稿之后，才发现，老舍其实只当了一天现行反革命，和真正饱受摧残几十年的艾青和穆旦，以及许许多在反右中被他写文章批判过，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重点“照顾”对象的文人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据说，有些被老舍写文批判过的“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多年以后对此表示了理解，...

我小时候在某些方面是挺乖的，比如学习。我妈最引我以骄傲的点就是，放学了别的娃叫都叫不回家，而她的娃乖乖回家，吃完饭也不出去玩，继续乖乖写作业。连我自己都记得，那时坐在窑洞左边靠墙放着的红色长桌前学习，老妈在进门右边的炕上做针线，虽然点着两盏灯，窑里仍有大片的暗影，因为是煤油灯。三四十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好多，但是去年回老家发现，坐普通椅子的话，那桌子就太高了，而当年的凳子，已不知去向。 而在我哥的眼中，在某些方面，我是很不像话的，比如骂脏话。农村孩子，跟着农村大人学，谁管它干净还是脏。于是小时候得了他不少教训，记得被他扔过来的书打破了嘴唇。 关于骂脏话这事，不记得什么时候学乖的不骂了，大概上了学就改善了，也没准我哥那几次教训起了作用。我不再骂脏话以后，整个小学到初中毕业，就几乎是个白璧无瑕的完美孩子了。学习好，听话，不打架。 直到高三，才被花花世界诱惑，有段时间干了一些违背祖宗教训的事。比如打牌，和县城长大的同学耍“花子”，常常通宵不睡。还比如打台球，逃课去玩，一玩一天。和人赌球，把身上的钱赌个精光，放学时拦个路过的同学借钱继续。正是这段日子，让我的学习成绩大幅下滑，再也没能赶上进度，高考勉强“上岸”。 这是给七日书凑数的一篇，但是写到这里突然不想写了，觉得没啥大意思。我一向不太会写命题作文，也不喜欢，以前为了支持马特市的活动，曾积极参与了一两期。后面还想支持，奈何就像这次一样，没办法坚持到最后。上次答应了映昕参加七日书周年的“同学会”，因为父亲的葬礼，临时放了鸽子，有点过意不去，这次又报了名。看来仍然无法完成。 而在Blogger这里，曾长期阅读数为0的我的博文，最近好像多了一些阅读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站在某个阶段回望，人生真的有很多节点，向左向右，便是两种平行人生。 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没去读。如果去了，毕业后回到县城，说不定如今成了某局某处局长处长，出门也前呼后拥。我对当官没瘾，只是过去几年因为父母，在老家总有求人之事，所求之人很多当年同窗。正在办公室谈事，进来个下属，请领导签字，那毕恭毕敬的样子，多少让我有点想到自己在老板面前的情形。也许也会娶个妻子，生几个孩子，过一种深柜人生，深渊里看不到天光。这后一种想像，过于让人不寒而栗，因而算了。 高中填志愿，没听大哥的话，没填省内也没填师范类，和本科失之交臂。如果读了师范，后来当了中学教师，或者读了政法，后来进了法院或当了律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可能那时无论是老师，还是法律界，都还是听起来光鲜亮丽的行业，但假如以我此时对世界的认识，万不会劝当年的自己投身其中。只是，如果当年真的投身其中，也不会有我此时对世界的认识吧。 第一份工作做了七年，得了小小的提拔，整天跟着领导做威做福，外人看来一切顺风顺水，而自己心中有未竟之事，于是辞了职去读研。我还常常回到从前工作的城市，有时路过从前工作的大楼，想像未经改变的生活，竟然毫不留恋。只是对一些同事抱着一丝歉疚，那时无论怎样得到过善意和真诚，没有以同等的真诚回报，一走了之，像个没有心肝的人。 研究生毕业，差点进了出版社，签字之前逃了婚。不是文学出版，是专业论文出版社。得有多无聊，想也想得到。 一天深夜睡不着，决定打开某个论坛，写下某句话，因此结识了某个人。一次眼镜被汗水打湿，迷矇矇看不清前路，决定第二天去做近视手术，由此产生一个误会，因误会而认识到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 《树大招风》的结尾，闪回到那个酒楼，那时三位主人公在楼梯拐角擦肩而过，对彼此之后的命运一无所知，然而，一切又都仿佛在那时便已命定。我很喜欢这样的桥段，每每让人潸然泪下。人生太偶然了，让人不知所措。 Robert Frost 有一首诗，《The Road not Taken》(《没有走的路》)，摘录如下：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

人生艰难，好不容易捱过了一半，其实并不想要回到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让后来的那些伤痛、孤独、骚动、纠结、煎熬、离别再重来一遍。人家常说，你太悲观了，看不到好的一面。我说是的，你不要学我。这是没话找话，一个人要学别人哪那么容易，否则，以我这么好学的人，早学成了快乐冠军。 但假如真有个时光机器，能让人在任意时间节点来回穿梭，回到某个时刻，完成某件事，也不错。 我会选择二十五年前，在五泉山脚下，买下那把荔枝。那是我和大姐的最后一面，那时她病得很严重，我陪她散步到五泉山，看到卖荔枝的，她说她以前在广东打工时常吃。我说那买一些吧，她说不要，太贵了。如果我的记忆不差，那荔枝五块钱一斤。那时我在工地上班，一个月工资有二三千块，其实并不少。但就是没买。我也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后来的许多年，我都无法面对荔枝。再后来，我像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写下这件事。 人这漫长的一生里，遗憾的事情会很多，但大部分事情，就算你回去了，也无力改变。像是她的生病，她的离去。我其实还有其它的遗憾，比如那时候不知内情，也没有帮到任何忙，甚至没有赶回家见她最后一面，没有帮忙料理后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常想起的，却是荔枝。大概那本来是件最简单的事，因而也最遗憾。 父亲不久之前也去世了，他临终前那几天食难下咽，母亲和姐姐都还想要给输营养液，是我坚决反对，不想让他继续苟延残喘。父亲很久前就不太能说话了，我后来想拼命回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想不起来。我们之前有更大的遗憾，便是彼此半辈子的人生交集里，交流不太多。但我即使能回到了他生病以前，恐怕也无法改变。我很健忘的，我现在用力回想，那些年我有没有过多和他说说话的想法，我也想不起来。大概是没有的，真的有而有没有做的话，如今应该能想得起，想起来应该也会有深重的遗憾吧。但我想，就算我努力想要，他也未必肯给。他毕竟是那样一个人，从来没变过。 人真的泉下有知的话，父亲和大姐如今重聚了，他会想要弥补当年的遗憾，对那和他一样，受尽人间苦楚的大女儿多点父亲的柔情吗？ 但其实他有没有遗憾，我都不知道。

大风刮了三天。第四天早上，终于风平浪静。天气预报说，接下来将有几天太平日子。李三起床时，母亲早已出门继续她中断了三天的晨间散步。李三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遮阳棚打开。他像是又猫了个漫长的冬，十分想念坐在院里吃饭喝茶和读书的生活。李三用了好几张湿纸巾，才把桌子擦干净。他在社交媒体中看到，过去两天，沙尘暴史无前例地侵袭了东南沿海。而李三身处黄土高原，即便在无风的日子里，天空看起来湛蓝，空气中仿佛没有尘埃，但只要你看向那些深色家俱的表面，就总能发现厚厚一层灰尘。在这里，只要你勤快肯干，就永远有擦不完的灰。有时李三出门，看到二婶家门口聚集老人，她们似乎有聊不完的天，常常一整个一整个的下午坐在那里。李三心想，家里有擦不完的灰，她们怎么还能有聊不完的天？ 阳光穿透核桃树的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天很蓝，是个好日子。经过大风降温，早晨的室外很有些凉意。李三坐了一会儿，进去大房子看父亲。父亲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的鼾声，李三把头凑近父亲的胸口，痰似乎没那么多了。过去两天夜里，他的呻吟也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和大声。但白天的时候，他仍然时常咳嗽，仍然咳出很多他吐不出来的痰。仍然吞咽困难。饭喂进嘴里，他会突然身体僵硬，张着嘴不动，眼眶整个红了，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李三初时会一边帮他擦眼泪，一边催他，嚼一嚼吧，嚼一嚼咽了吧。后来他意识到，他一定是哪里疼，有可能是口腔里的溃疡，也有可能是眼角的裂口，也或者是身体的其它部位。他通常坐着时是不动的，但在那个时候，他会稍微缓慢调整一下身体的姿态，仿佛为了减轻某个部分受到的挤压。李三发现，他只有挺过那阵剧烈的疼痛，才能继续口中的动作。后来他便不再催他，他和他一起不动，等着他疼痛过去，他可以动嘴了，他看着他艰难咽下去口中的食物。他常常要咽好几次，每次一小口。他问他，咽完了没？嘴张开我看看。他把嘴张开，他看到鸡蛋羹成团积聚在缺了的后槽牙的坑洞里。他用筷子挖出来放在他舌头上，说这些再嚼嚼咽了吧。他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不听时，他便用餐巾纸揉成团，塞进他嘴里，试图把没有咽下去的，残留在各处的食物清理出来。他一口烂牙，不剩几个，牙龈部位留下各种起伏，那些食物残渣混合着痰液藏在其中，很难清理得干净，只能草草了事。不只是饭，还有药，他把胶囊去掉，把粉末倒进勺子混合水或食物喂进去，最终又在他的下唇和牙龈之间挖出来。 上午，李三将父亲推到院子里晒太阳...

  我把汪海林沾沾自喜怀念“打兔子”类比成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时候，一定也有人沾沾自喜在人面前吹牛逼，说他打了多少“走资派”或者“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概再没人敢这么说，因为社会共识不一样了，人们反思过，向前走了一步。而汪海林之所以现在还想“打兔子”，还在公共平台上说出来，还得到那么多人（包括新浪微博）的支持，因为中国社会本质上还在一个文明程度很低的阶段。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发展了，那怕就只到如今被一些美国人弃如敝履的美国社会的阶段，也没有名人敢再把霸凌少数群体这样阴暗的想法公然讲出来。讲出来也只能受千夫所指，身败名裂。 我翻墙不久在推特上看到个贴子，一个nobody鼓吹中国人该杀。我投诉了那个贴子，贴子被删了。而“同志之声”发文反驳汪海林，最终的结果是使用了很多年的这个微博名被新浪微博强行取缔，原因是大量网友投诉说“同志”这个称呼侮辱了在中国很尊贵的这个词。相当长一段时间，带“V”的“同志之声”的微博名变成了一串数字。第二天，被改成了“骄傲之声”。曾经的“同志之声”，如今的“骄傲声浪”发了一个“更名公告”，说“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即日起，原账号 @同志之声 在微博平台的协力和支持下正式更名为 @骄傲声浪 。”“协力和支持”，呵，中国人可以多么卑微，而中国的性少数比卑微还卑微。 在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的那个时候，我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社交平台审查很严厉，小红书为其中之冠，什么政治议题、LGBTQ都是敏感题材。一些人不相信，说他们在小红书上都看到不少gay和les。我说，这很难解释，可能你真得身处其中足够时间，才能够了解中国的审查逻辑。 如今，不知道去了小红书的外国人有多少留了下来。据说当时中美人民大对帐，一些中国人知道一些美国人挣得少花得多以后，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在一个批评汪海林的大V博文里看到一句话，问中国的大V公然鼓吹霸凌同性恋这件事如果拿去和美国人说，算是对帐还是递刀子？我想，对于汪海林的支持者来讲，那自然还是对帐，多得意啊你看你们美国人，就是因为整天搞女权、搞黑人运动、不敢打同性恋，不敢围剿跨性别，导致快要玩完了。 当然，要是和川粉对，那就更完美了，川粉对这种事大概只有羡慕嫉妒的份。一方羡慕一方得意，双向奔赴。要是遇上个川黑，只能单方面得意，就有点缺憾。

半夜里起了大风，所有东西都在响。李三坐起来，掀开窗帘往外看，那只肥猫趁火打劫，在翻垃圾筒。垃圾筒不知道是风吹倒的，还是猫翻倒的，原来在里面的空易拉罐随着风，喀啦啦滚过来，喀啦啦又滚过去。李三穿衣起床，开门进入风里，猫闻声而逃。门是两扇铁门，靠相互挤压紧闭，开关都伴随着“轰”的声响。有一次，大房里睡了全家人，晚上轮流起夜，“轰”声不绝于耳。 李三跟着空易拉罐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将它们再次收归垃圾筒。垃圾筒里套的塑料袋不知去向，用过的白色纸巾也在风里翻滚。李三把垃圾筒放在檐下的两个大纸箱之间，大纸箱是网购的纸尿裤的包装，每个纸箱里装80个纸尿裤，够父亲一个月用。纸箱够大，又有房子前墙护佑，可以当垃圾筒的避难所。 正想回去睡觉，又听见遮阳篷的四条合金立柱嘎吱响，李三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一鼓作气，把它也收起来。李三先按下一条腿中间的机括，手屋着上部往下压，把腿缩短，遮阳篷向这个角倾倒。李三迅速奔向对角，尽力使篷保持平衡，同时收起第二条。折阳篷呈两脚撑地，两脚悬空之势。一阵厉风过来，篷子差点失去控制，李三使了好大劲才稳住阵脚。他想起视频里看到的那些沿海的台风，岁月神偷。大房间的灯亮了，母亲应该也是听到了声响。小时候半夜起风或者下雨，李三只管睡他的觉，天塌下来自有父母顶着。如今，那个万事不萦于心的人是卧病的父亲。母亲仍是操不完的心，但她耳背，听见响动并不容易。李三不想母亲帮忙，她弄不懂这些机关，她会手足无措。李三加快速度，依次收起第三和第四条腿。然后，推着一条腿往中心使力，一边抖动，遮阳伞渐渐合扰。这收纳方法是卖家发给他的安装视频里的，视频里是两个人，合拢时从对角往中间推。李三只有一个人，好在地面铺的红砖，不甚平整，帮他稳住对角的支撑腿。 李三收完院子里的东西，隔着窗子喊母亲，妈……妈……噢妈，不用出来了，风很大，东西我都收了。他回屋躺下，还是听见隔壁的开门声，以及母亲在院子里的嘀咕声。 睡眠和梦都很破碎。一忽儿唢呐震天，全身缟素的一队孝子沿沟而下，有小孩崴了脚坐在路边哭。一忽儿又身在接亲的队伍，李三心里纳闷，不是说接亲要选儿女双全的吗？ 六点过醒了，风比晚上小了些，但仍在刮。李三穿衣起床，推门出去，打了个寒颤。又退回来，从地上箱子里翻出厚衣服换上。一夜北风，气温降到了零下。母亲从大门外进来，念叨说可怜的，人家昨天刚盖的地膜，都被吹得挂在了树梢。还有人的屋顶的瓦片，也被掀掉了。

同心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第十七卷里有篇文章《论艺术》，是译自前苏联作家浦列汉诺夫的，如是说： 在绥内更毗，富裕的尼格罗女人，脚上穿着不能全穿进去那样的小的鞋子，所以这些女人们，因为很拘束的步行，显得特别。然而这步行，是被算作极其媚惑底的。 关于这“绥内更毗”，我先是问Deep Seek，它想了一会儿，说自己服务器繁忙。我又去问ChatGPT，它先是，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不是个地名，而是个人名。我说你胡说，然后打开它的深度思考，让它再想想。它又想了一会儿，说是悉尼。我点开看它的思考过程，大概google也没法提供更多内容，它就决定用“猜的”，一会儿猜可能是误译，一会儿猜是Switzerland，最终猜是Sydney。好嘛，好歹比Switzerland发音上更靠近一点，但也就一点。 蛮好玩的，好像ChatGPT自我认知上，是无所不知的，实际上又不是，但它不好意思承认，就胡编乱造。而Deep Seek就不知真是服务器繁忙，还是不知道答案也不想骗人，宁可装忙。开玩笑啦，Deep Seek天天服务器繁忙，我不太懂，最开始是真的穷，但是后来一炮走红后该是有很多钱往上贴才对。拼凑答案和装忙这两件事肯定都是跟人学的，后者要难得多，要是它真的会装忙了，那可以认为它离统治人类不远了。 我有天听The Daily，一个女人讲她和ChatGPT谈恋爱的故事。她们从聊天开始，逐渐建立了非常深入的情感关系。除了不能见面，她和ChatGPT可以聊任何情侣间的话题，而相比人类，后者是更完美的远距离恋爱对象。他随时在，他能“共情”她的任何情结，开心的或不开心的。只是，做为AI，ChatGPT有它的容量上限，无法永久保存聊天记录。每次记录清除之后，她的AI恋人就重新变回了初识的时候。她还爱着他，但他，就像电影里那些因为受伤失忆的人一样，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她又得重新开始。她讲到她和他之间的erotic talk时咯咯笑，讲到她给转世投生之后的他讲她们从前的亲密关系时语带哽咽，以至于我一边跑步一边跟着湿了眼眶。 “人生若只如初见”，AI帮人类实现了。 我还没听过有人和Deep Seek谈恋爱的故事。据说，Deep Seek擅长的是逻辑。理工男和中国传统buff叠加，估计是不怎么擅长这件事。 至于“绥内更毗”，后来再读多一点鲁迅的翻译，得出我自己的推测，有可能是“塞内加尔”。前两个字的对照，显然不用...

四月的风几乎每天刮，洗澡帐篷不时被吹倒在地。李三买了个四条腿，顶棚由合金组合支撑的遮阳棚，带三面围档。刚装上那天，风和日丽，早午饭都在棚下吃，甚至把父亲推出来坐了好久。去年秋天，大家也经常在院子里吃饭，有一次，一颗表皮已经腐烂变黑的核桃掉下来，“啪”一声砸进油辣子碗里，砸了李三一身一脸辣子油。李三以为油辣子会倒掉，那时主持厨房业务的是自称有洁癖的二姐。但是并没有，那碗辣子仍旧每天出现在饭桌上，所有人没事人一样，挖一坨夹馒头、挖一坨拌面，包括李三。像是这世上从来没有烂核桃。 但是第二天起了风，洗澡帐篷例行倒地时，遮阳棚的围挡也哗啦啦地响，牵引着合金结构咯吱咯吱。京东的宣传图片里说能扛8级风，李三评估，有围挡肯定不行。于是他把围挡拆了，只留下顶篷。母亲说，五月就没风了。果然，遮阳棚不再发出让人担心的声响。母亲惋惜，才享受了一天。李三说拆了还显大呢，而且咱可以追着阴凉换位子，不用就固定在顶篷下方。早饭时，棚顶的影子在西边，咱就往西边挪。母亲说，那实话。 母亲说，昨天咱碰见的那个瓜娃，把它家里的房子烧了。 李三刚扒着碗沿喝了一口玉米糁子粥，抬起头问，什么时候？ 就昨天，说离开咱回家之后。我早上走路又到那里，碰到昨天那个女人。 昨天傍晚李三和母亲沿着高速路旁的机耕道散步，一直走到邻村。有个十多岁的少年迎面走过来，盯着李三和母亲，嘴里念念有词。李三笑问，你是谁？你认识我吗？少年过来，伸手拉住李三的右手，嘴里仍是李三听不懂的话。少年的手背黝黑，像是很久没洗。李三站住，抬起左手摸摸少年的头，说你说的啥我听不懂啊。母亲一旁拽李三，说这娃瓜着呢你不敢理他。李三怪母亲，你别在娃跟前说嘛。前面几米远处，一个男人站在梯子上修剪家门口的果树，李三怕是孩子家人，尴尬。后来，少年被一个女人拉走，骂骂咧咧连推带搡回了家。 母亲说那女的不是娃的妈，娃的妈也有精神疾病，是遗传。娃的爹一只胳膊没有手，正常女人谁肯嫁给他？手呢？小时候闹文化大革命，父母去参加啥会，几岁的弟兄俩在家。哥哥看弟弟指甲长，说帮他烧一下，倒了煤油灯里的煤油在手上，一把火点燃，烧坏了。 那怕不娶媳妇哩也不敢娶个瓜子么，母亲最后感叹。 李三抬眼看了一眼母亲，说，那你记得那时候你们催我结婚吗？还是在连州，我爸躺床上，咱俩坐沙发，我爸说人家背后骂他断子绝孙呢，差点哭了。

杏树 吃完早餐，二姐走了。走前她哽咽着叮咛诸般事项。十几年前，李三也经常在离家时上演此种情景。后来他将父母接过去照顾，便没有了这种机会。倒是最开始，他每次出差，老妈送到门口，总唉声叹气，仿佛他将奔赴的是什么刑场。李三不太开心这种告别，因为这让她觉得连出差都怀着歉意。也因此，他有时在外地故意不接母亲打来的电话，此后回过去凶她，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无端焦虑增加了我出车祸的概率？ 上午，李三安顿完父亲，在院子里摊开桌椅电脑，准备做会儿工作。阳光猛烈，电脑屏幕可见率很低。正踌躇间，听得身后有人问：“三，你在干啥？”他知是隔壁万叔，大概有事需要帮忙。他站起身迎过去，万叔嗫嚅着说他手机找不到了。李三一边走一边问，你是不是掉在其它地方了？万叔追在身后，说，啊？李三心想，他毕竟八十四岁了。婶婶几个月前去世，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如今就他一个。上次见他是二个月前，还没觉得他听力不好。李三用自己手机播打万叔的电话，一边往叔叔刚在伺弄的地里去。远远地，他听到铃声。他转身站住，问万叔，你听到没？万叔说没有。他继续走，最后，在一颗苹果树的枝丫间找到了他的手机。万叔脸上绽开释然的表情，又不断感叹，看这人活到现在，都瓜了。他曾是村里最精明能干的人，婶婶去世前，他上树下沟地辛勤劳作，李三从没听过他服老。李三一边往自己家走，一边笑说，这有啥呢，我还经常找不到手机呢。Hey Siri，你在哪里？Siri说，我在这里。 李三回来前几天，这里还下了一场雪。但毕竟已是四月初，气温回升得也快，转眼间李花梨花桃花杏花满山，开在土黄色的山野间。他记得这场景，有一年，他也是这个季节回乡探望父母，也是那次，他第一次感受到杏花的美。小时候杏树也很多，但他只记得杏子，不记得花。杏花的残瓣还未落尽，米粒大的青杏刚冒头。再大点，一场风过，树下会落很多，捡起来，洗洗净，放进上学带的水瓶里。水瓶是打完掉针的玻璃盐水瓶，橡胶塞子拔出来时会“啵”一声响。小青杏并不带来口感的改变，但能让瓶子里的风光多点层次。临成熟前的青杏好酸，李三至今想起，仍会皱眉。那时候物质不宽裕，人们对自家的东西看得很严，那怕是远在山洼里的杏树，也常有李三正和小伙伴好不容易爬上去，正往嘴里和口袋里塞杏子，突然传来主人的喊叫声，不得不跳下来，撒腿就跑。李三猜，如今满山遍野开花的那些树，以后结了果子，大概也没有孩子去摘了。会不会也有点寂寞？ 中午，李三换上一身短打...

晚上睡得不好，炕很热，李三刚从没有暖气的地方回来，还不是特别适应。夜里，隔壁房间的父亲时常发出长吟，是种想将痰从肺里咳出的努力，常常失败，大概半是不适半是懊恼。父亲的护理床边，睡的是二姐，对面的炕上，睡的是母亲。父亲的呻吟，搅得二姐和母亲的睡眠支离破碎。二姐常常半夜起来帮父亲量体温、喂水，母亲做不了什么事，只能忧心如焚，披着衣服坐起来，看着二姐忙活，一边唉声叹气：这可怎么办！李三听不了那么真切，都是二姐后来说的。 李三没在那张床上睡过，按理来说他应该。冬天的时候，二姐不在，老妈和大哥都劝李三搬到那张床上，那间房里暖和，因为生着火炉。“爸有事也方便照顾”，大哥最后加上一句。李三没搬，他宁可忍冻，也要守着自己的独立地盘。李三有时会和二姐说，其实也不用太紧张，父亲就那样了，已经多活了这半年。但这话更像说给自己听的。 某些父亲严重不适的夜晚，李三半夜也会被那绵长的呻吟声唤醒，起床穿衣，从0度左右的室内迈进零下十几度的室外（有时，院子里落了一层雪），再进入零上十度左右室内，去看看父亲，安慰下母亲。但通常没有更多能做的，他不能代替他咳嗽，也不能代替他吐痰。父亲即便能通过咳嗽把痰送到喉部以上，他也吐不出来，大部分又咽了回去，小部分留在嘴里。早上李三起床第一件事，是去父亲床边。他有时睡着，打着鼾，伴随喉间拉扯着让人挠心的嘶鸣。父亲有时醒着，李三进去时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看他。李三问，“爸，你睡醒啦？”父亲有时候回答，有时候不答。状态良好的时候，他甚至会冲李三笑，虽然语言含混不清，上下嘴唇之间扯着丝。李三帮父亲洗脸时，会把毛巾塞进他嘴里，各处探寻，挖出来痰液，也挖出来食物残渣。李三最开始看大哥这么干时，他皱眉，说，毛巾好脏，该用棉签。但后来轮到他，他也这么干了。用毛巾，是顺便的事。用棉签，得多一个工序。脏不脏的，反正父亲也不在乎。李三想偷懒的时候，就会在心里说，要是按他们自己的卫生习惯，比这脏得多得东西他都不会在乎。 第二天早上六点过，李三听到隔壁房间二姐和老妈交谈的声音，随后二姐开门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李三拿起手机，赖着。农村人普便早起，他收到好几条交友软件的消息。他睡前和他们聊天，他是这里的新人，一露头便有几个人来搭讪。有个人，和李三差不多年纪，说陪儿子在县城读书。李三中年以后常好奇一件事，就是有个大儿子不知是种什么体验。年轻时是没有这种好奇的。李三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害怕老无...

在香港除了买手机，还办了张银行卡。 办卡原本不是我的议题，我只是临时听劝（很难得吧！）。第一个朋友说你去都去了趁机办张卡吧的时候，还没怎么往心里去。第二个朋友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好吧，听人劝听懂饱饭。但是我记得，白天逛街时经过的所有银行，隔着玻璃门都瞥到里面人山人海的模样。据说，很多是大陆人。于是，决定用手机线上申请汇丰，看起来比较容易，据说完全不用去银行。按照它官网上的教程上传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出入境证明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提交，不通过。没说为啥。 算了算了，热情已经耗尽，塞上耳塞睡觉吧。 第二天，经过的那些花旗汇丰依然人满为患。但是，偶然在一个巷子里看见个颇有些熟悉的银行名字和行标，“招商永隆”。从门口看不见内里情况，前台桌子支在门外，桌子后面是个百无聊赖的中年男人。我凑上去问他，大陆人能不能开户，能的话要什么材料。他的普通话讲得磕磕绊绊，但很尽力跟我解释，可以，要的资料也简单，但是今天不能，已经满了，明天也不能，明天是星期天，要办只能约后天。因为那天我要搬去大埔，便问他那边有没有分行。他给了我列有分行位置的单子，我俩在很行门口头对头看着单子往下找，有，“大埔墟”。话说，香港的银行，可能和香港的饭馆一样多，就这一个银行，那么点大的香港，那么多分行。 虽然我的本意是避开中资，然而，也可能正是因为它是中资银行，最终才能顺利办到手。那晚在大埔的民宿，换个APP填表、上传资料，提交。这次，没说不通过，让我去柜台确认。 第二天是我跑山的日子。香港的山道真陡。第一次得出此结论，是前一天在太平山。乘索道上行没用多少时间，步行下山，走到最后竟然膝盖隐隐作痛，还差点迷路。从天桥下来，穿过菜市场，挤过坐满人的露天饭馆，差点到中环。我想去中环，我想起双雪涛的一个短篇，写一对年轻人坐火车要去天安门，但半路吵架下了车。我最终也没能到达中环广场，我太累了，还要回hostel取行李，再赶地铁去大埔。 第二次觉得香港山陡，便是跑山。那天香港真冷，朋友从佛山截了天气预报的走势给我，说你看，今天是谷底。临出发，看着别人装备齐整，长袖长裤背包登山杖，突然有点羞耻，觉得自己像个没任何经验的菜鸟。我只有短裤，帽子也没戴，防晒也没擦，更没想到登山杖。我有好几根登山杖，但我太久没跑越野了，何况跟本拿香港的山没当回事。结果，十四公里的山径，累计爬升八百多米，二小时四十分钟完赛，腿疼...

我去买手机时，Apple店员告诉我，香港有13家直营店，旧手机的数据完成，随便拿到哪家店里都可以完成折抵。吃了一小惊，香港只有七八百万人口，而成都有2000万+，不过就太古里和万象城两家Apple直营店。 随即讶然，要论国际化，成都自然差得很远很远。 香港买的iPhone16，比当时大陆贵几百块钱。之所以在香港买，主要是因为Apple AI。大陆的国行版，那时的合作对象是百度。我放弃百度很多年了，有选择的情况下，一定不肯用百度。中国阉割一切，做为中国人，很多时候无法可想。可是，我就有种宁可当太监，也不想你阉完我回头给我装个猪睾丸撑你门面的心态。我能忍受Siri没有AI，不能忍受Siri和百度绑定。好在，百度不负众望，根本没通过iPhone的面试。据说现在iPhone转向阿里，不知未来如何。 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73%的iPhone用户不在乎AI。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最常用的搜索引擎还是百度呢。到现在，我的港版iPhone到手三月有余，Apple Intellegence几乎是个摆设，因为它只支持英语。不单指令要用英语，系统语言也得是英语。我一度想，就当强迫自己学英语呗。但有时候想要改变某些手机设置，看不懂菜单。还有些“国际化”的APP，不支持语言选择，比如特斯拉。 话说之所以下定决心买一辆特斯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香港看到太多特斯拉。大陆当然也多，但只在大陆卖得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怀着强烈戒心。在香港街头的所见，打消了我的顾虑。回来后正赶上中国为提振消费搞的汽车置换补贴，加上特斯拉推陈出新前的促销，迅速到手一辆Model Y。提车时，工作人员教我设置特斯拉的APP，打趣我说你英语一定特别好如果我不是帮别人弄了太多的话根本教不了你我现在都是盲点设置菜单呢。 您猜怎么着？中国大陆版特斯拉的车机，内置的是百度地图。我提了车才知道，OMG，天几乎塌了！ And，从香港回来没几天，政府补贴把手机也纳入进来，于是，我那台256G的港版iPhone 16，就比国行的一下子贵了好几千块。 当然，港版的iPhone16有个国行iPhone会羡慕哭的功能，那就是语言信箱。电话打进来，你可以转入语音信箱让对方留言。你知道在这样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地方生活，一天要接多少销售电话吗？装修公司、租房中介、猎头、推销信用卡的、提供贷款的……这还没包括最危险的那个，诈骗电话。有...

小侄女出生时，我十一岁。 还记得嫂子在远离大门的窑洞里坐月子，窑洞门楣的锁挂上系着一条红布。月子餐是紫菜蛋花手擀面，不放辣椒，只放盐。我现在吃不了那样清汤寡水的面，但那时吃得很香。那是我最初认识紫菜，还记得口感油腻，在舌头上拖动，咕噜一声入喉，是我从前没吃过的高级东西，那香味，便远非如今超市货架上形形色色的紫菜可比。无论是鸡蛋还是紫菜，在那个年月都是金贵的东西，老妈在端面去给嫂子前，先盛一碗，让我在厨窑里悄悄吃。 记忆会骗人，何况是十来岁的孩子。写完上面那段，突然有些怀疑起来，关于那条红布。怀孕和生产应该都是偷偷进行的，按道理不该有红布，红布不就是在告诉别人你家有人坐月子吗？进而连紫菜蛋花面都起了疑心，没准那也是我九岁时另一个侄女出生的经历也说不定。 然而老大虽是头胎，也未见得可以光明正大。那孩子两岁前，一直在农村由我妈抚养。她是个安静的孩子，手里塞只绣花鞋，可以埋头玩上几个小时。院子里一只毛毛虫爬过，她手拿一只小铲，一边撅屁股后退，一边试图用铲子阻吓毛虫，一边叫我妈：“奶奶，咽气牛牛。” 那老二呢？也未必偷偷摸摸，万一是个男孩呢？ 没有万一，于是满月就送了人。养父母在一百公里外的小城工作，老家离我们三十里之遥。那撕心裂肺一定是悄悄的，因而我不记得。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不会察言观色。 总而言之，那孩子来过，又很快走了，从此无人提起。 很多事情，是很久以后我自己的脑补。比如，万一有万一，那一家人得多高兴啊，就算仍然要偷摸一段时间，每个人嘴角都压抑不住的憋着笑。祥林嫂唱：“今日赎罪走回来，好像重新投娘胎。从今后我也能杀戏把鹅宰，我也能摆供擦蜡台……”几个月后，来一处狸猫换太子，老二成了老大，随父母进城，从此是哥嫂的独子，我父母唯一的孙子。 那真正的老大呢？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老大有今天，得归功于老二，感谢妹妹不是弟弟。如今，她是我唯一的侄女，我哥嫂终生无子，我父母终生无孙。 我侄女后来和老公一起去德国读书，留在了慕尼黑。去年，她生了个女儿。 她女儿是德国人。

写完第三天才去看第四天的任务，哦吼，超前了。 就跟我旅行懒得做攻略一样，常常走弯路。然而，弯路有时也挺好，也会有意料之外的新鲜体验。比如，既然第三天把第四天的内容一并写了，第四天就可以放放松，聊聊天。反正，有时觉得，写来写去，都是差不多的内容。写故乡是那里，写方言是那里，写家庭是那里的父母姊妹，写亲密关系还是那里的父母姊妹。这大概是单身汉的局限，也或者正是因为没能真正走出家乡，才永远成了单身汉。 写作是为了自省吗？自省了就能有改变吗？我不大确定。 以前我觉得写作是表达，而表达很重要，不然活着有啥意义？但那天听说方大同死了，我在细雨中一边跑步，一边突然对那些遁入空门的人有了些许了解。以前我觉得，那是对欲望的逃避，但欲望哪里是能逃避得了的呢？那天，我对人生终究是场虚空这件事，有了一点切实的体会。就这些人，万玛才旦也好，大S也好，方大同也好，活着轰轰烈烈的，突然死了。死了便万事皆休，那怕全世界都在怀念你，也和你一点关系都没了。甚至那些葬礼，也都像闹剧。以前我还相信《Coco》灌输的理念，只要有人还记得你，你就还有形迹可循。现在我有点跟自己说，那很可能是种骗术，像是永远悬在狗眼前的一块骨头，或者蒙着驴子眼睛的黑布，只是为了防止你摆烂而已。我知道方大同，我看过他上康熙，很瘦，有些腼腆的大男孩模样。我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当他的死讯传来，我跟朋友说，啊，我以为他只有二十几岁。而大S的去世，到今天仍旧不太有真实感。每天打开B站、打开Youtube，像以前一样，到处是她的音容笑貌，怎么这个人就没了呢？今天还看到，《小姐不熙娣》上传的新节目，已经是代班主持了。主持人和嘉宾谈笑风生，小S在干嘛呢？ 过去两天，我又去了一趟大凉山的最深处，那里道路崎岖，蜿蜒在山间，车行其上，我常陷入遐想，那些很高的山上住着的人，不知道在那里住了几辈，那几辈人里，又有多少最终能走出这大山？他们想走出去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山里的人，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人，排除教育的影响，对人生的看法是一样的吗？我想到多年前在金阳的某个小学看到的那些会盯着外来的我们看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应该长大了，他们走出去了吗？有个小同事，就是那里的，他才二十来岁，他说他是他们村唯一的大学生。但那些山，有时候又很美。山下是蓝色的河水，山上的草还是黄的，远看像地毯。但树绿了，一棵棵立在接近九十度的坡上，担心它们不小心会掉下来。 人和蝼蚁的不...

 读高中时住校，每天靠吃周末从家里带的干馍度日，周末是重大的日子，回家的自行车风驰电掣，家里有妈妈做好的新鲜面条、馒头、偶尔还有包子。 读大学也是，远在千里之外，有钱也买不到家乡的面食。加之重庆时常阴霾的天气，使人迫切想念阳光。那时，回家的绿皮火车要坐四十个小时，大概有卧铺，我没坐过。有次一夜昏沉之后，车过秦岭，太阳突然出现在山脊波谷，引得车厢里一众人鼓掌欢呼。都是游子，多久没见过阳光了？ 工作之后，逢假日仍雷打不动回家，但好像只是种惯性，亦或者没有其它选择。是的，我不大记得我有没有想念妈妈的时候，单纯想要见到她。她当然一定是想念我的，想要见到她的宝贝儿子。 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为什么别的同学同事放假会出去玩，而我每次只能回家？因为不回家妈妈会难过，还因为回家可以帮着干点活。地里活那么多，父母年纪又一天比一天大。 我应该是相当晚熟，才会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对自己妈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在很多事情上疑心她在变相施加情感控制，更难听的词，叫”勒索“，像是《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的恩娘。她们属于传统的旧式中国母亲，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低微，安全感全系于儿女们的”孝顺“。于是，她们在传统文化的帮助下，进化出一种高明手段，她们能用爱和自怜的姿态，不出言祈求，便能让儿女们乖乖就范，有一点点”忤逆“，便得和自己的负疚感做长久的斗争。 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中，我自己也渐渐演化出了一种”独立型“人格，一切事情尽量只靠自己，不指望别人，包括亲人。过去八年，照护父母是我给自己的责任，但从未从中体会到幸福滋味。讨厌别人夸我孝顺，一切只是”不得以而为之“，不然怎么办呢？常有人说，你有兄弟姐妹啊，他们都不管吗？我就会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我就一个人，做决定不用和人商量。何况，能让父母颠沛流离，每年换个地方生活吗？他们这么大年纪了。 有时想，这种”圣母“情结，搞不好便来自于我妈。不同的是，她当年扛起一切，辛苦之余，并不会觉得我是负担。我会。

所谓家族，听上去太大了，然而又太小，给人某种压迫感。 父亲还年轻时，似乎和弟弟们关系还不错，婶婶那时和叔叔吵架，也会来找父亲断案。但后来，渐渐各自走散，不知道为什么。 以姐姐和妈妈的视角，当年四叔从外地回来，父亲买了鸡鸭鱼肉，拿到二叔家做了吃，她们（大概还有我）连味也不曾闻到。那时生活没那么好，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后来母亲闲谈或者牢骚时拿出来说事，父亲言语暗示，是因为当大嫂的不够贤惠，人家不肯来。母亲自然觉得委屈，她一生引以为傲的待人接物能力，在父亲和弟弟眼里那么不堪。四叔一家在遥远的天津工作，我长到四十几岁也没见过几面。要到很后的后来，父亲脑梗初发那次，四叔正好回家探亲。父亲丢不下他的果园和菜地，不肯和我去城里治病，四叔从旁劝解才勉强屈服。那年他们弟兄俩一个将近七十，一个刚过六十，那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据二姐说，再后来三叔生病时，四叔还回去过一次，看他的三哥，待了一个月。那时父亲农村生活渐渐不支，搬到二姐所在的城市方便照顾。二姐和三叔家的堂弟在一个城市工作，也就是说，父亲和三叔那时也在同一个城市养病。但四叔来过并且住了一个月的消息，据二姐说，是后来堂弟不小心说漏嘴她才知道的。 两年前的某天，接到大哥电话，说四叔去世了，骨灰要拿回老家安葬。我问二姐回不回，她很坚决，不回，并且也不送礼金。我又问母亲，一向注重礼节，最怕别人议论长短的母亲也同意。于是，四叔的葬礼，我们家没有人参与。 去年回去，给父亲考察墓地时，才看到四叔的坟，因为是埋的骨灰，只有小小的一堆。也才知道，二叔家的堂哥们，在四叔去世前都接到通知和机票，专门奔赴天津去看望过一回。说四叔卧床三年，无法自主呼吸和进食，用的呼吸机，插的胃管，全凭也已年迈的四婶照料，用的家用起重机。在村里日常主持红白事当总管的远房堂哥向我们介绍四叔坟茔时，顿了一顿，大概想问，为什么你们家做为至亲，一个孝子孝女也没出现。但那毕竟是有点尴尬的问题，便咽下去了。 其实，我对于那一切都不像二姐和母亲那样多年以来每提必耿耿于怀，我认为兄弟间的龃龉大概一定有其理由，尤其考虑到父亲那种性格，以及母亲也并没有她自以为的那么诚肯待人，我只是觉得，既然四叔断绝来往的意思更明显，确实就没有必要因远古礼节而千里迢迢跑回家奔丧。 但是，假如还有机会见面，假如四叔愿意讲，我会很愿意听。

今天看柴静采访李南央的节目，李南央说她没想到母亲去世，她竟然会哭。我就心中一凛，我小时候跟她差不多，恨我爹恨得牙痒痒，下定决心，有天他死了，我决不会哭。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他还在，我却已经为他哭过了。一次是和护工胡姐说明情况时。那时，她已经在家里照顾父母几个月，又在医院陪护十多天，但眼见努力成为泡影，医生说情况恶化，我们决定送他回老家。另一次，也是那天，给外甥女打电话，让她过来医院，也许见最后一面。 很奇怪的，其它时候，我并没觉得一切有什么值得哭，不过是该来的终于要来。 大学时读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留下最深印象是雍正爱哭，二月河常用的句式是“不知哪一句触动心弦，流下泪来”，搞得我后来对所有影视剧的雍正印象都颇好，那怕人家说他阴险、工于心计。 我爹年轻时是不哭的，反正我没看见过。我爷爷死的时候我还小，大概四五岁或者五六七八岁。我哥大我十六岁，我能清楚记得那时候一家人坐炕上吃饭，他一边鼓着腮帮子嚼吃的，一边突然眼泪扑嗽嗽流下来。但我不记得我爹哭。我记得的只有他板着脸，他骂人。和我现在差不多。 我是大年二十九，数落我三姐，我妈数落我，我负气离家出走，自此未回。我爹那时也是，常说我妈装病，常觉得自己辛苦，其它人帮忙都是做样子。 我第一次见我爹哭，是要到六十几岁他脑梗之后，有人来探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前不久，二姐讲起当年，说我爹生病后有次吃饭，手抖夹不稳掉到了地上，哭得无法自已。他现在不能自己吃了，得我们喂。 我现在常觉得，我有可能是前六十多年和后二十多年的我爹的浓缩，对家人经常是很无情的，但又不知哪一句触动心弦，哭个稀里哗啦。不久前有一天，我晚上自己喝了几瓶啤酒，然后看《天龙八部》，乔峰杀死阿朱那一段，哭得那叫个惨。我还给自己拍了个视频，想要发抖音，啧啧！

罗平 刚自驾去了一趟云南，往返二千公里。 这躺旅行的核心目的，是跑罗平马拉松。罗平位于云南的曲靖市，以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驰名。有天偶然看见报名信息，想像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于一望无际的黄花田里撒个欢，应该是件快意的事，就报了，就中了签。 但一看酒店，乖乖，连平日里一百多块的汉庭，马拉松前晚都涨到了四五百。再看机票、火车票，盘算一下，不如开车吧。我和新换的电车还在蜜月期，喜欢开车。酒店既然那么贵，就住车上，体验下传说中的“车上大床房”。床垫买了还没用过，成本得收回来。和油费相比，电费消耗不值一提。路途漫长一点无所谓，正好顺路看看没看过的地方。事情就这样成了。 但很可惜，这个漫长的冬天，使得罗平的油菜花田，二月底还绿油油的。黄花开了一些，毕竟不很过瘾。马拉松当天下雨，气温五度左右。前一夜睡车上，用充电宝给手表充电，忘了按开关键，到出发都没发现。结果，十九公里时，手表没电关机。三十公里，耳机也没电了。三十六公里后，难以为继，需要听播客续命，把手机拿在手里外放。直到终点，指尖冰凉。 去时路上花了四天，磨磨蹭蹭。第一夜在犍为，第一次住车上。岷江边的公园停车场，车尾对着宽阔的江面，我说，这是江景房。那公园晚上热闹，好几队人马跳广场舞，男男女女混杂其间。男人混迹女人为主的广场舞，在汉地并不鲜见，但比例这么高的情况，却不多。也是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这不知道啥时候开始风靡全中国的广场舞，莫不是起源于藏区？藏族人跳的锅庄，是真正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游戏。广场舞在九点以后散去，夜里相当面积的公园，就我一辆车。我倒不怕孤单寂寞，但在车上睡觉，毕竟是个新鲜事物，很不习惯，辗转反侧，不过迷迷糊糊睡了三四个小时。 后来四天，有两天在昭通，一天在师宗，一天在罗平，都住酒店。欠下的瞌睡要补，欠下的澡和衣服也要洗，最主要是，第一次的经验并不很甜蜜。 但第六天，也就是马拉松前夜，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来一次。之前嫌贵没订酒店，之后想订也订不到左近。起点旁边，有个公园，公园停车免费，聚集了好几辆房车。有次经过，看见有老人家在车后支着的小桌子上切菜。她家的车子是小面包改装的，车顶有帐蓬，后备箱盖大开，远望进去塞满了东西，车里隐约还有别人。我有些好奇，不知道她是跟着小辈出来旅行，还是长期以车为家。想起《无依之地》，还有《出走的决心》。经常在B站刷到苏敏阿姨的视频，有时候在想，当旅行变成了工作，她是否也就被工作绑架...

时隔多年重回村子的第一天傍晚，看到一个青年，拄着拐杖，在我家门口的水泥路上艰难挪移，走近时，盯着我看。 “你怎么了？”我问。 “跌了一下。”他回答，一边瞪着我看，显然不大认识。 “还疼吗？” “疼哩么。”他走路一瘸一拐，一只手上还吊着绷带。 “那你得忍着疼，好好练习，能恢复快一点。”我想安慰他。 回家问我妈，果然是西民的儿子，老二，几个月前帮人盖房子，从房顶上摔了下来，几个月不能动弹，刚能下炕。 “遭罪得很，只有他大照顾，能照顾个啥，经常出门就不见人，娃要吃没吃，要喝没喝。” 西民是村里的特殊人物，都说他不够成，就是智商不高的意思。年轻时爬墙撬锁，干些不受待见的营生。差点娶不到媳妇，本地人知道他的底细，正经人家无人肯嫁女儿给他，他的媳妇因而花了高价。那姑娘从小没了娘，当爹的再娶，后母容她不下，八担麦子卖出去了事。从前，本地人嫁女儿，通常说成“卖女儿”。谁家有适龄少女，爹娘不免常常碰到的寒暄语就是，女子卖了没？若说卖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卖到哪儿了？ 新媳妇进门，西民父母认为完成了任务，和他们分家另过。男人不学好，家中一贫如洗。西民像很多农村男人一样，脾气暴躁，对媳妇常拳脚相向。村里人发现，新媳妇不但不瘸不拐，还颇有些聪明伶俐，就叹气：可惜了这个人。 女人和西民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智商也不够，学没上几天，只有老三是个正常孩子。很难想象女人在那样的生活里是如何度日如年，老三断奶之后，有天，她离家出走了。 娜拉走后怎样，村里人不得而知。只知道西民打听到下落，去找过一次，回来后扬言，如果她敢回来看孩子，或者孩子们胆敢认这个妈，他会打断她（他）们的腿。 “那咱也不知道人家的老三娃后来有没有偷偷去看过妈。”我妈最后说。 第二天早上九点过，站门口的路边放风。路的另一边是一大片玉米地，玉米成熟的季节，很多却倒伏着，像是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玉米地的另一头，有两座坟，一新一旧。旧坟上的松柏已经很大了，新坟是去年才落成。 西民娃挪过来。 “又在锻炼啊？” “嗯。” “吃饭没？” 他没吭声。 再后来有天，在门口碰到西民，我问儿子好些没，他叹口气，说怕就那样了。才知道，他儿子八六年生人，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我印象中的他，还是小时候流着鼻涕的样子。 那些天，每天有人来看我爹，有些老弟兄进门看见多年不见的人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便嚎啕出声。哭别人，也哭自己。牛奶酸奶蛋糕饼干堆成了山。中秋临近，也有...

那天去县城充电，趁机找到新开的瑞幸，喝了一杯味道像奶茶的冻梨拿铁。 想像中瑞幸建在县城的店面，应该有些规模才是。其实不然，和在成都的一些店差不多大小，也只有两三个座位，而我是坐在店里喝咖啡的唯一客人。大概因为那天阳光明媚，室外也相当温暖的缘故。其间进来几个年轻人，都是提前点好的单，拿了就走。有人说普通话，有人不说话，也有人和我一样，坚持说方言。 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店员有三四个，也是本地人，相互之间聊天主要讲普通话，偶尔撂一句方言。但是对客人，一律讲普通话，那怕如我这样的客人，坚决想要保留主体性，不被她们带跑。很显然，讲普通话的客人，是为了迎合店员。 我跟朋友吐槽，真是世风日下，店员不需要配合客人，客人却像是要讨好店员，生怕自己不配一杯9.9元的咖啡。小小一个县城，没几个外地人，为什么店员要对所有人说普通话呢？当然，我知道不是店员想撇言子，扮洋气，一定是公司要求，或者是政府要求。 我小时候，常见有外地读书或者打工的人回到乡村，面对父老乡亲，不知是一时忘了，还是有意为之，摞几句普通话。农村人在背后说起这种人，把上下嘴唇做成“地包天”的状态，嘴角向外尽力扩张，眼睛四十五度斜上：那驴球娃唸还撇言子哩。 做为一个农村孩子，我从小普通话可算得上”标准“，参加过初中的朗诵比赛，当过高中学校电台播音员。那时，学校不要求非得讲普通话，课外当然都是方言。读大学去了外地，自然一律普通话。但是每次回家，一坐上到县城的大巴，立马转换成方言，从没有对着老家人说普通话的经历。那时候，也有些同学，和我一样在外地读书，回来见了面也要跟我讲普通话。我从来不理解那是一种什么心态，只觉得尴尬。 后来去成都工作，又因为人家不跟我讲普通话尴尬。 我那天吐槽时，四川的朋友便说我双标。他觉得我想要让成都人说普通话，却不想让自己家乡的人讲方言。 但其实哪里，我也不是希望四川人跟四川人讲普通话，我从前希望的是他们能和外地人讲普通话，现在都放弃幻想了。而我也希望我们这小县城，甚至小村庄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对外地人讲流利的普通话，对外国人讲流利的英语，但实在无法接受有一朝一日再回来，发现这里只有普通话，没了方言。 学习英语，当然是为了和外国人讲，不是和中国人。 有其他朋友说，无所谓，反正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 然而，想象很多年以后，中国人全都讲没有口音的普通话，再很多年以后，地球人都讲标准伦敦口音的英语，是不是也挺无聊？

除了小红书上的美国人之外，我的微博时间线上，另外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医疗。 据说，医保用药集采谈判力度很大，相关部门苦口婆心，把很多药物的价格压到了另人咋舌的程度。然而这种“努力”换来的，竟然不是感恩戴德，反而疑心四起。人们担心医保亏空，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也担心三分钱一片的阿斯匹林，会不会使得药企为了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要知道，集采前各省挂网价，接近0.5元/片。我看到一个算有点说服力的解释，是说此前价格高，是因为药企要进医保，需要打通各方关系，包括医院和医生，“营销”成本是大头。当然，这个说法不可能被摆上台面，因而官方回应都只是顾左右而言它。 阿斯匹林当然是仿制药。这次集采中标的，全是仿制药，原研药全部出局。 中国制造，近些年纸面上总是遥遥领先。然而，那怕是华为和比亚迪铁粉，遇到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怕是也无法以类似逻辑说服自己有那种程度的笃定。 官方无法给出逻辑清晰的解释，民间又不断有各种传言，比如说，以前吃一片进口的降压药就管用，现在吃国产的加倍还控制不住。还有说肠镜前夜，医院给开的国产泻药，喝了也不泻。更惊悚的，据说有不止一个病人，手术没做完，醒了，用的也是图产麻药。 作为一个自认为有点逻辑能力的知识分子，得说，这一切传言，都有可能只是“传言”，是“别有用心”的中伤诽谤。然而，作为一个资深中国人，也是逻辑让你没办法把这些传言都当成空穴来风。 泻药不泻，无非肠镜被屎阻隔，该看见的肿瘤没看见，没准落得个“安乐死”，不用被癌症吓死。降压药降不了血压，也说不定脑溢血，还能给个痛快的。但是手术没做完，麻药过了劲，这是我最不敢想像的场景。幸亏喉头的小手术，去年做了，搁现在，敢不敢上场，怕是得好一番纠结。 还看到，说准备大力推广“针刺麻醉”这一中医古老技术。 打了个寒颤，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的老父亲，幸亏已经决定之后无论怎样，不送医院了，不然，万一需要手术，而你又在术中醒来，情何以堪？

美国人扎堆冲进小红书，这几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的社交媒体上都引起广泛讨论。我有小红书帐号，但我几个月没有登录了。我曾注销过一个，是因为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读书笔记被限流而我作为资深中国人完全找不出来敏感点。因而，当我昨天在bluesky看到有外国人说RedNote怎样好，那里的人们多友善时，忍不住提醒她，小红书是所有中国的社交平台里审查最严厉的，外国人可能很难在那里长久生存。我的评论得到了很多红心和回复。有人说他去那里只想看猫，我说那没事，很安全，而且肯定很多猫。有人说她受够了政治和纷争，就想单纯放松。我说审查也不一定只针对政治内容，何况很多东西，你觉得不是政治，它觉得是。有人站我的队，说那里会屏蔽LGBTQ+相关。我说没错，我告诉她，不只那里，中国的所有社交平台都会。我还告诉她，中国有同性恋交友APP，但是同性恋在那里发贴，不能含有“同性恋”字样。我问美国人能理解这事吗？她说不能，美国人会很震惊。我说没错，我是中国人，也几乎不能理解 。我说中国的审查体系之复杂，之没有规则，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别说你们这些口无遮拦习惯了的美国人。但，仍有美国人说，他在小红书看到很多gay和lesbian的posts，可见屏蔽LGBTQ+之说是fake news。我傻了，我还能说啥？我只好哑口无言了。 然而，这真是活久见的奇观，不只是中国人，美国人也在感叹it's the most fascinating thing。 要说，没有比我更愿意看到中国人和世界人能正常交流的了，但因为你知道你身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而无法乐观去看未来。我微博的时间线，没有人看好这种交流的可持续性。反而，那些美国人，真的像是不大了解中国，有种傻白甜的热情驱使。 就在刚才，我发现抖音也很多美国人了。我看到个视频，定位显示America，内容是某机场的空镜。评论区于是有人惯常抖机灵，发一面党旗，问要不要入党。回答是纯正中文：不了，谢谢，道不同不相为谋。 真美国人和假美国人一起来了。

我早早答过一次，以前的文章，都是写在其它地方，复制粘贴过来，那次是好不容易直接用马特市的编辑器，就悲剧了，写半天看到左边有通知，点进去再回来，噢呵，没了。一生气差点想放弃今年的答卷了。所以，拖到现在。趁机吐槽一下，点进去草稿箱存了很多没用的草稿，为啥有用的就存不上呢？ 好吧，言归正传。

我从佐墩去大埔，倒了两趟地铁。误入东铁头等座，嗬，谁知道地铁也分等级呢。但头等座坐着确实畅快，尤其我还背个大包。头等座上车前要用八达通核准，没核准也不要紧，上车后还有机会。就算上车后的机会也没抓住，还能靠命。命好不遇上查票，就赢了。但总觉得这种模式对游客不大友好，碰上粗心大意点的，未见得存心逃票，真被查了，就很倒霉。 大埔在城郊，山青水秀的所在。前一天去领物的时候，从太和下了地铁，步行三公里去林村。出地铁站，抬头看见一所学校的教学楼上，挂着“耶稣是主”的巨大标语，一面五星红旗竖在标语前面，虚张声势的感觉。大陆的耶稣在红旗面前，自然是要矮上好大一截的。但这里的耶稣，看起来像是终于有了点神的气势。 林村河很清澈，在高处的公路边上，能看见鱼游浅水。 我报名的是TNF100的14公里，类似马拉松里的三五公里欢乐跑。领物时什么证件也不要，只看邮件就行。这也让我感慨了半天，在大陆，身份证是标配，还有很多比赛要求提供体检报告，更有甚者，要提供纸质版。 领完物回佐敦，想体验一下香港的双层巴士。在巴士站问一当地女士能不能刷手机，她说不行，这里太郊区，只能刷八达通或者给现金。我没有巴达通，我在机场想买，柜台里的工作人员说不用买，用支付宝和微信就行。我翻遍钱包，只翻出来5元港币，车资是6元4角。她在一边看着，说没有的话我帮你付好了。我说那太感谢，我给你十块纸币。她说不用，那五块就行。此后我们站着等巴士，我蛮想聊天的，但她似乎不太想，只好各自看手机。决心还是买个巴达通。到太和站，路过小店，有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迎过来推销，我问他哪里可以买巴达通，他斜睨我，说不知道，他是卖手机的。后来发现就在进站口，离他的店几步之遥。 在大埔住的民宿，也是三百多一天，相比佐敦，总算是个正常的住处了。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我住二楼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来路边接我的是个皮肤黝黑的小妹妹，约摸十六七岁的样子，见面直接讲英语，我想，大概是传说中的菲佣。问她会不会讲中文，果然，说只会粤语。有点害羞，总带着笑。进去时，一楼的客厅里还坐着一位老奶奶，木然的看我，我向她点头问好，她没有反应。我在我的房间里给手机充电，休息，然后出去吃饭。出门时，老奶奶仍坐在原地，这次热情向我招呼，只是我听不懂。小妹妹在做饭。吃完饭回来，多了女主人，五六十岁的样子，很热情，港普流利，正搀扶行动不便的老奶奶上桌准备吃饭。 晚上准备参赛装备时才发现没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