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

我总觉得，做为一个喜欢写字的人，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是挺悲哀的。你的表达欲会四处碰壁，有太多东西不可说。 我最早对事情产生怀疑，就来源于QQ空间的言论尺度的收窄。那时候我没准还是个小粉红呢，天天心甘情愿受着《新闻联播》的欺骗。有天可能是想对我党表达一下爱戴之情还是什么已经记不太清了，能记住的是“共产党”三个字发不出来，提示说是敏感词。你看，那时候腾讯还是有些底线的，会告诉你敏感词是什么。现如今，不光是腾讯，整个简中世界，已经从当年的敏感1.0升级换代成了易过敏体质。常常一大篇文章，要么发不出来，要么发出来马上遭删，而你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倒底过敏源是什么。 王左中右在《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那篇文章里，想要表达的，一定不是说中文真的就死了。中文没死，离死还远得很。但中文确实在被凌迟中，这恐怕除非是为了强行摆“正”屁股，否则没法否认的事实。他写到另一篇文章里“死”字被某平台代之以“□”，这我相信中国人都不陌生。几十年前贾平凹的《废都》就充斥着□，我去年读的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郁达夫文集》里，也有很多O。我曾把一段中间有着五个O的文字拍照发上某社交平台，请大家一起猜猜那是什么字，费了好大力气才搞清楚，是“文化大革命”。 其实要我讲，这种用□和O来代替“敏感词”的1.0时代做法，还算是枪口抬高一寸。毕竟，联系上下文，花点儿功夫，还是有迹可寻。读者只要从猜谜游戏中猜出了谜底，那它的表达式其码就雁过留痕了。但现在的中文出版物里，已经没有□和O了。不是某些字词更敏感了，而是某些话题整体被敏感了。“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在正式出版物里当然早都几乎看不到了，网络世界更像是伏地魔，如果你压抑不住想要提到它的欲望，你得用“wg”来代替。我想，如今遍地拼音首字母代替文字的创意源头，便是来自于这些“政治敏感词”。B站的用户恐怕最能体会，很多视频的字幕里，充斥着拼音字母，大部分其实是无关“政治”的。比如用“S“代替”死“，用”DY“代替”毒药“。 很可笑的其实，在正常国家，这完全是无法理解的。但在中国，这一切顺理成章，因为就像防疫会层层加码一样，审查也会。到后来，别人不审查你，你也要自我审查了。沈大成的小说《折叠国》，讲一个国家，原本因为人多地狭，鼓励大家任何东西尽量设计成可折叠的，不但要可折叠，还要尽量叠得小。后来，整个社会的折叠水平突飞猛进，到了一定程度后，已经可以不用再精进也能满足...

初次面对死亡时，我很小。回望仿佛看见一个婴孩，在炕上爬呀爬，咿咿呀呀中，被大人奇怪的声音吸引，停下动作，转过头，睁着一双愕然的眼睛，盯着正盘膝坐在对面的大哥。大哥一边嚼着嘴里的馒头，一边淌下泪来，喉间因而发出怪响。 那次去世的，是我爷爷。爷爷那年69岁，日常健朗的他，有天半夜倒在厕所。农村的厕所都在室外，我爷爷家的厕所，更在大门之外。被发现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据说是脑溢血，就那么去了。 爷爷在厕所里躺了几个小时，有没有过绝望的挣扎，无力的呼救，都不得而知，我甚至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第一次对此起了疑心。 我还记得祭灵那夜，灯火通明，我距棺材几步之遥，跪在那里。几个钢镚可以点一首曲子，锁呐，或者也许还有真人唱秦腔。我不记得见过死去爷爷的脸，也不记得有人哭。 但我记得的这一切，足够证明，我其实不是个婴孩。只是仍然太小了，还不到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的年龄。因而，即便后来那些片段时常闪回，内心也无太多波澜。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记得爷爷的白胡须，甚至还记得他的笑脸，弯弯的，像一弦月。但我们确实不太熟。 我大姐去世的时候，我远在千里之外。二十岁，业已成年，但仍懵懂无知。从得知她生病到得知她去世，其间不过半年光景。见过一面，她那时很虚弱，连洗澡都要姐夫帮忙，可我从没想过她会死。对所有人来讲，那一定是段艰难的时光，只有我置身事外。 大姐去世后很多天，我才得到消息，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也没能帮忙料理后事。我能帮个啥忙啊，啥都不懂！也许大家都是那么想的，因而觉得不用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得到消息时有多么伤心。 突然伤心，是那年的大年三十。姐夫因为大姐的病欠了一身债，年没过便出门打工。孩子们年幼，在奶奶家。大姐家人去窑空，我帮忙去贴对联。不知道谁让我去的，一定不是我主动，我那时候还没心。雪很大，雪花漫天飞舞。一进到院子，仿佛某处闸门突然开启，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 那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一些东西来了，一些东西走了。 死亡，该有太多的事可以讲述。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甚少谈到大姐。大家背转身，各疗各的伤。我很讨厌中国文化里的这种所谓的“含蓄”，它像墙，把人和人隔开，让最亲的人，也无法坦诚相待。 但我也困在其中，无法逃离。 有一次，好不容易起了话头，一边开车，一边和副驾的二姐聊起当年，才知道，那时候没回家的，不只是我，还有大哥。 “可能他觉得无法面对吧”，二姐说。 “那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

早上七点醒来的时候，妖风还在窗外刮得呼呼响，雨也没停。我起身上了个厕所，又回到床上，在群里跟他们说：继续睡吧，雨还在下。我是真不想起，风雨都是借口，更重要是我晚上没睡好。 然而，其它几位虽然都在踌躇，却似乎没人打算放弃。后来商量，把碰头时间推迟两小时，从原来的9点，改成11点。因为据天气预报说，雨十点多就停了。 我也没再睡着，躺着看了个电影《乌海》。这竟然是5月份我看的第一部电影，5月文章写得也少，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电影有些难看，完全配不上他那么高的知名度。可是回头想想，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可不就那么回事？ 我最终还是迟到了半个小时，11点半才赶到金华寺东路的绿道入口。基于三人中唯一一个严肃跑者的自信，我让他们先出发，我要后发先至。没想到，直到十公里处，才追上，他们在跑边歇脚补给，远远的冲我挥手。那时候，我其实状态正好，配速大概在6分左右，正和几个骑车的年轻人比赛。他们每骑到桥上，必停下来拍照，我每次都在后面喊，赶快走，我要追上你们了。他们便大呼小叫地收起手机，笑着继续往前赶。当然，追上队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像是当年骑车去拉萨，总有开车的或者骑摩托车的搭讪，伸出大拇哥。在绿道上跑步，换成骑车的经过时慢下来问一句：跑多少啊？跑四十公里左右。噢，还有多少啊？还有三十。那加油！这时候，就希望自己跑的是全程，100公里。啧啧，这讲出来多牛逼！ 20公里以后，lee便缴了械。他很久没有跑步，这次上当受骗，原本说的走，临时改成跑，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上。后面的二十多公里，他骑上了单车，和天哥一起给我们保障后勤。 十年前的骑行路上，小N一路冲锋在前，我是吊车尾的那个。如今事异时移，25公里后，他渐感不支，换成了我遥遥领先。先后有两位跑友后来居上，想邀我同路，我说不行，我在等朋友。其中一位大哥，光着上身，晒成古铜色，很撩人的样子。他说是不是后面那位，有些胖，在走路的？我说是。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小N，重点强调了“有些胖”这个词，小N站在原地，翻了个白眼。 最终，耗时五个半小时，完成了自去年4月份以来的第一个全马距离慢跑，也把五一期间徒步剩下的绿道缺口给补上了，圆满。 2021年4月9日参加完乐山仙女峰越野42公里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比赛空窗期。当时，其实是毫无征兆的。 在因疫情原因经过将近近一年的停摆后，2020年11月起，中国的马拉松比赛开始渐渐恢复。11月29日，我还参加了...

我爹是个逃兵，这是我自小听惯的事。讲述者是我妈，但她也只能讲出这么一句，至于为什么当逃兵，怎么个逃法，是语焉不详的。 我爹的语言功能尚正常的年代，有时候被问起，也会讲起当兵的事，骑马打仗的事。也好像只有在提起这事的时候，他的话才会稍微多一些。平常，他是疲劳的、严肃的、板着脸的，像我如今这样。但那时候，我对那些故事并不怎样感兴趣，而他的表达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他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的记忆里，关于他的军旅生涯，就只有马、子弹、藏民、草原等和他的讲述相关连的一些碎片。 我从未向他亲自求证过关于“逃兵”的传言，就轻易相信了我妈的话。因为按照我爹后来的种种行事方式，当“逃兵”在逻辑上是没有太大漏洞的。他桀骜不驯，不会和人相处，不喜欢受约束，四十多岁上得了肝炎，趁机从事业单位办了病退，从此安心在家里做了一个勤劳的庄稼汉。农民虽然辛苦，但是自由。如今想起来，这个故事也变得十分可疑。肝炎可不是个容易治愈的疾病，但我记事起，从没见过他接受治疗，甚至也没见过他表现出肝部不适。他年轻时在我的记忆里，是个非常健康的人，甚少感冒，几乎不吃药，有使不完的力气。当然，这一切在他69岁罹患脑梗后戛然而止。 “我大为什么从部队逃跑呢？” “想你爷和你大大们吧，请了探亲假回来的，再没回去过。” “部队上没找来吗？不是说逃兵是要被枪毙的？” “那咱就不知道了么。” 以上对话是模糊存在我记忆当中的，那时可能是看多了打仗片，对于在战场上当逃兵要被枪毙这件事印象深刻，问题和认知相关联。如果是现在，可能我首先怀疑的会是，我爹会想念别人想念到那个程度？我才不信。 但无论如何，我爹是逃兵这件事，在我心里是生了根的。 直到几天前，我哥在只有四个姊妹的群里cue我说，他打听了一下，退役军人优待证可以办了，让我去给我爹办理。他很久以前就在群里转发过政策文件。我只瞄了一眼标题，没有细看文件。心想也许是为了提醒我姐，因为我姐夫也是退役军人。当时我姐还说，那是不是爸也可以办？没人回应。我没回应，是因为我知道我爹是逃兵，而且我长这么大除了几张穿军装的黑白照片，再没见过他的任何军旅纪录，或者证件。我哥不回应，也许是他觉得，废话，这不明摆的吗？然而，就这秃子头上的虱子，过了这么久，竟然也没人看见。于是他终于也沉不住气了，只能挑明了给我说。 我问爸不是逃兵吗？没有回答。我再问办了有什么用？我姐接茬，说什么公交优惠、旅游门票优惠等等...

1998年，正在读大学，学校门口一溜录像厅，每天从午后开始放各种电影，1.5-2元每部。VCD或者DVD，有时候碟片老旧，会卡。好在老板都有不止一张，有人用四川话喊“老板、换碟”，老板便从电视背后的小屋里走出来，换上一张磨损没那么大的，快进到卡碟的时间点，再正常播放。极个别的时候，老板不知道去哪里开了小差，任你喊破喉咙，就是不出现，隔了很久，才从门外跑进来，一边致歉，一边处理。 有一天下午，放的是由东木执导，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完美世界》，科斯特纳那时候好帅，一袭白衣，演个非常好的坏蛋，越狱出来，劫持了个小孩当护盾，没想到在逃亡路上和小孩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后来为了小孩献出了生命。那电影特别感人，我在录像厅里差点哭瞎了狗眼。那时候正值盛夏，记得从录像厅出来，像是突然从正常的人间进入了桑拿房，热度“轰”的一下扑面而来。 回到学校，得知就在刚才，美国炸了中国驻南使馆，学校正组织上街游行。气死人了简直，当然义无反顾，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随着大部队就上了街。 那是我人生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参与游行示威。那时候的愤怒是真实的，在游行队伍里，跟着领头人一面高举右拳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面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要看美国的电影了。 你为好莱坞贡献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射向你同胞的一粒弹片！ 我对美帝的仇恨，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是随着游行的结束自然而然的就结束了。我在游行队伍里暗下的决心，当然很快便忘记了。后来我又看了更多的美帝电影，妈的，不但没能累积起来恨意，反而渐渐被腐化了，以至于几年后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奔走相告，我却一脸面无表情。 但科斯特纳，此后再也没有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保镖》里的他，和《完美世界》里的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直男的两个面相，一个是做为爱人，一个人是做为父亲。 今年是惠特尼休斯顿去世十周年，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也是《保镖》里她在演唱会上惊慌失措的表情，以及那首《I Will Alaways Love You》。 今天晚上同时想起他们两个人，感叹，真是一对璧人！

宿醉，整天躺在床上，迷迷糊糊，醒醒睡睡。 “整天躺在床上”这个句式，是学小津的，他的日记里常常出现。虽然一般不和我一样提到宿醉，但我猜原因就是如此。他嗜酒如命的程度，比我那可是天上人间了。何况，正常人整天躺在床上，应该也是件不大容易的事。 起床上厕所、吃饭的时候，看到窗外阳光明媚，经过前夜风雨洗礼后的空气，十分澄澈。暗叹，浪费了浪费了！如果不是头晕懒得动，我该把老爷子推下楼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有过挣扎，放弃了。 晚上七点左右才终于出门，买了水果去看父母。老妈还在外面散步，老爷子自己在家，看我来了，转过头咧嘴笑。电视频道是中央五套，声音非常大。我把声音调小，台转到电影频道。在放《我和我的父辈》。不知道为什么，色调很黄，人物看上去像得了黄疸病。看了一会儿，心想，果然，你永远可以不信任任何献礼片。 老妈后来回来，说岁奶去世了。她们此前每天微信视频，一聊一个小时。最近大半个月，总说联系不到，视频和电话都没人接听。她说心里难过，想起她们好了一辈子。去年回家时有过短暂的相聚，说起不知道下次几时再能见面，岁奶说一定还能见的。 我让老妈坐我旁边，抓着我的手，跟我讲讲她们的往事。她说岁奶当新媳妇的那年过年，还是她带着去给各家长辈磕头。岁奶长她一辈，但小她五岁，嫁给我岁爷的时候，我哥已经满地跑了。过去了快60年了，她还记得她穿一件格子棉袄，扎两条辫子，个子很高，长得也漂亮，走到家家户户都很赢人。自那时起，她们好了一辈子。一开始，妈妈几度哽咽，后来渐渐平静下来。照例感叹，老一辈的人，又少了一个。 说起前不久刚去世的八叔，说他有一次抓着当医生的孙辈的手，泣不成声，你当了一辈子医生，怎么治不好爷这病。爷爱这个社会，还想多看看，不想死。我问是哪个孙辈，说是长录。长录怎么管我八叔叫爷呢？就叫爷哩么，叫我也是十奶。老妈糊涂了，长录是我堂哥。我提醒他，长录是我六叔的娃，我八叔也是他八叔，我妈，也就是你，是他十娘，不是十奶。她再想想，说，噢，那有可能是长录的娃，小宁，小宁也是医生。 又说起红民他妈，瘫痪在床多年，人也不认识，都还活着，怎么你岁奶好好的人，说死就死了。说着又掉下眼泪。我说，一定是有什么毛病，只是没发现。或者发现了，没告诉你。你知道咱们老家的人，生了病喜欢瞒着人。我转头问爸，你记得红民他妈吗？他动一下脖子，谁？红民他妈。噢，那记着哩。你记得她叫啥？叫五斗。那我叫啥？你……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