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无我的鲁迅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只写下“星期”两个字。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他因肺病造成心衰去世。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和萧军去看鲁迅,电影里的他,很虚弱的样子。但他自己的日记里,除了记录打针吃药之外,几乎看不出来这个人正在生着要命的病。工作照做,来信照回,甚至还时不时带“海婴”去看病,和“广平”去看电影。直到死,也没提过死。他大概还是喜欢扮硬汉,即便在日记里,也不肯显得软弱。 鲁迅曾经和二弟很好,来往密切,但是闹翻之后,绝口不提。他的二十四年记录里,提到朱安的次数,我印象里也只有搬家一次。他不可能不常常想起这两个人。中秋夜和三弟一家吃饭时,难道不曾有一念闪过当年二弟?周海婴出生,亲朋好友前来道贺,老来得子,欣慰之余,难道不曾一念闪过孤苦伶仃的朱安? 他又不是没心。他大概只是死硬。他和许广平的信里,也没有多少热络的私房话。虽然对中国人的毛病似乎看得很真切,但身处其中,他大概也还脱不开某些典型中国男人的形象。比如作为父亲,爱儿子,大概也只会“如山”样的沉重吧? 鲁迅日记,很少抒情,甚至极少表达对事情的看法。这一点,和小津日记很像。俩人都只拿日记本当账本用的感觉,鲁迅记录书信往来,小津记录行程。也因而,他们俩的日记,都不是我爱读的那种。还有个共同点,俩人日记中都没有“我”。说话人省略第一人称代词是日语的习惯,不知道鲁迅是不是受此影响,也或者,其实是日语受中国话的影响?当代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么极致,但也是个羞于说“我”的民族。不信你去看奥运会cctv的赛后采访,运动员那怕得了金牌,也通常只说“自己”,而不是“我”怎么怎么样。 我很好奇,没有“我”,只是语言习惯,还是说,在他的潜意识中,“我”做为个体,压根不重要?所以他写那么多“我们”、“他们”,却甚少写“我”? 我的最后一篇日记会写几个字呢? 本来想学鲁迅,也试试看省略“我”字会怎样,但发现上面那句,没我就不行。太关注自我,这“我”就挥之不去。

负分作文

我在读《战争与和平》时,有时会想到《四世同堂》。 说实话,四世同堂我没读完,甚至可以说只读了一小部分。我很喜欢老舍的语言风格,他对普通市井生活的描摹,大概是中国作家里独一份的。之所以没有读完,是因为越到后来,我对于他但凡提到战争和日本人时马上激昂起来的情绪化越消化不良了。 当然不是说恨侵略者、恨战争贩子这件事有错,而是说,按我的理解,出色的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让自己的情绪保持适当的克制。就像人吵架时,往往很难好好讲话一样,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经常让我感觉他下笔时带着满腔的怒火,带着强烈的想要控诉甚至痛骂“倭寇”的欲望,从而也影响了我读小说的心态。他让我想起郁达夫在抗战期间写的那些“战斗檄文”(那时刚读完郁达夫),但郁达夫写的是杂文,发在报纸上,本身就是为了鼓舞士气。 话说回来,挑老舍的毛病也不是为了讲老托的好。我也没有很喜欢《战争与和平》,尤其老托长篇大论反复讲他的“历史观”的那些段落,都让我觉得冗长且没有必要。好好的小说,非得写成议论文是想干啥呢?但谁让《战争与和平》和老托的江湖地位非《四世同堂》和老舍可比呢?于是想到了难免作个比较,why?后来以自己粗浅的见识为依据,总结出几条很不成熟和客观的原因,以图自洽。 而今天又想起来,觉得有话想写,是被传得到处是,想假装看不见都很难的高考作文题勾起的。今年的高考作文,给了老舍、艾青和穆旦的三句话,让学生根据联想写一篇文章。三句话不论,我只看到这三个名字,就心中心一凛。这敢联想?当然,出题的人大概是吃定了没有学生敢有“错误的联想”这点,才勇于出题。但也实在不能不使人些许诧异,作文而已,这世上能写的八股文章,能写的事和能写的人都海了去了,何必揪他们出来呢?尤其老舍。想起之前听许子东老师的播客,讲到老舍自杀前的一天,讲他踌躇满志西装笔挺去文联,讲他想要主动参于文革,讲他有志于有一天把文革搬上舞台,讲他正好撞上一帮四处拉人陪斗的小造反派,讲他被不明不白定为现行反革命,讲他第二天就投了太平湖。 我刚想起他们的遭遇时,想到一个词,“受尽屈辱”。但当我又回去重读了一遍许子东的文稿之后,才发现,老舍其实只当了一天现行反革命,和真正饱受摧残几十年的艾青和穆旦,以及许许多在反右中被他写文章批判过,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重点“照顾”对象的文人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据说,有些被老舍写文批判过的“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多年以后对此表示了理解,...

乖小孩

我小时候在某些方面是挺乖的,比如学习。我妈最引我以骄傲的点就是,放学了别的娃叫都叫不回家,而她的娃乖乖回家,吃完饭也不出去玩,继续乖乖写作业。连我自己都记得,那时坐在窑洞左边靠墙放着的红色长桌前学习,老妈在进门右边的炕上做针线,虽然点着两盏灯,窑里仍有大片的暗影,因为是煤油灯。三四十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好多,但是去年回老家发现,坐普通椅子的话,那桌子就太高了,而当年的凳子,已不知去向。 而在我哥的眼中,在某些方面,我是很不像话的,比如骂脏话。农村孩子,跟着农村大人学,谁管它干净还是脏。于是小时候得了他不少教训,记得被他扔过来的书打破了嘴唇。 关于骂脏话这事,不记得什么时候学乖的不骂了,大概上了学就改善了,也没准我哥那几次教训起了作用。我不再骂脏话以后,整个小学到初中毕业,就几乎是个白璧无瑕的完美孩子了。学习好,听话,不打架。 直到高三,才被花花世界诱惑,有段时间干了一些违背祖宗教训的事。比如打牌,和县城长大的同学耍“花子”,常常通宵不睡。还比如打台球,逃课去玩,一玩一天。和人赌球,把身上的钱赌个精光,放学时拦个路过的同学借钱继续。正是这段日子,让我的学习成绩大幅下滑,再也没能赶上进度,高考勉强“上岸”。 这是给七日书凑数的一篇,但是写到这里突然不想写了,觉得没啥大意思。我一向不太会写命题作文,也不喜欢,以前为了支持马特市的活动,曾积极参与了一两期。后面还想支持,奈何就像这次一样,没办法坚持到最后。上次答应了映昕参加七日书周年的“同学会”,因为父亲的葬礼,临时放了鸽子,有点过意不去,这次又报了名。看来仍然无法完成。 而在Blogger这里,曾长期阅读数为0的我的博文,最近好像多了一些阅读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The Road not Taken

站在某个阶段回望,人生真的有很多节点,向左向右,便是两种平行人生。 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没去读。如果去了,毕业后回到县城,说不定如今成了某局某处局长处长,出门也前呼后拥。我对当官没瘾,只是过去几年因为父母,在老家总有求人之事,所求之人很多当年同窗。正在办公室谈事,进来个下属,请领导签字,那毕恭毕敬的样子,多少让我有点想到自己在老板面前的情形。也许也会娶个妻子,生几个孩子,过一种深柜人生,深渊里看不到天光。这后一种想像,过于让人不寒而栗,因而算了。 高中填志愿,没听大哥的话,没填省内也没填师范类,和本科失之交臂。如果读了师范,后来当了中学教师,或者读了政法,后来进了法院或当了律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可能那时无论是老师,还是法律界,都还是听起来光鲜亮丽的行业,但假如以我此时对世界的认识,万不会劝当年的自己投身其中。只是,如果当年真的投身其中,也不会有我此时对世界的认识吧。 第一份工作做了七年,得了小小的提拔,整天跟着领导做威做福,外人看来一切顺风顺水,而自己心中有未竟之事,于是辞了职去读研。我还常常回到从前工作的城市,有时路过从前工作的大楼,想像未经改变的生活,竟然毫不留恋。只是对一些同事抱着一丝歉疚,那时无论怎样得到过善意和真诚,没有以同等的真诚回报,一走了之,像个没有心肝的人。 研究生毕业,差点进了出版社,签字之前逃了婚。不是文学出版,是专业论文出版社。得有多无聊,想也想得到。 一天深夜睡不着,决定打开某个论坛,写下某句话,因此结识了某个人。一次眼镜被汗水打湿,迷矇矇看不清前路,决定第二天去做近视手术,由此产生一个误会,因误会而认识到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 《树大招风》的结尾,闪回到那个酒楼,那时三位主人公在楼梯拐角擦肩而过,对彼此之后的命运一无所知,然而,一切又都仿佛在那时便已命定。我很喜欢这样的桥段,每每让人潸然泪下。人生太偶然了,让人不知所措。 Robert Frost 有一首诗,《The Road not Taken》(《没有走的路》),摘录如下: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

时光机器

人生艰难,好不容易捱过了一半,其实并不想要回到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让后来的那些伤痛、孤独、骚动、纠结、煎熬、离别再重来一遍。人家常说,你太悲观了,看不到好的一面。我说是的,你不要学我。这是没话找话,一个人要学别人哪那么容易,否则,以我这么好学的人,早学成了快乐冠军。 但假如真有个时光机器,能让人在任意时间节点来回穿梭,回到某个时刻,完成某件事,也不错。 我会选择二十五年前,在五泉山脚下,买下那把荔枝。那是我和大姐的最后一面,那时她病得很严重,我陪她散步到五泉山,看到卖荔枝的,她说她以前在广东打工时常吃。我说那买一些吧,她说不要,太贵了。如果我的记忆不差,那荔枝五块钱一斤。那时我在工地上班,一个月工资有二三千块,其实并不少。但就是没买。我也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后来的许多年,我都无法面对荔枝。再后来,我像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写下这件事。 人这漫长的一生里,遗憾的事情会很多,但大部分事情,就算你回去了,也无力改变。像是她的生病,她的离去。我其实还有其它的遗憾,比如那时候不知内情,也没有帮到任何忙,甚至没有赶回家见她最后一面,没有帮忙料理后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常想起的,却是荔枝。大概那本来是件最简单的事,因而也最遗憾。 父亲不久之前也去世了,他临终前那几天食难下咽,母亲和姐姐都还想要给输营养液,是我坚决反对,不想让他继续苟延残喘。父亲很久前就不太能说话了,我后来想拼命回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想不起来。我们之前有更大的遗憾,便是彼此半辈子的人生交集里,交流不太多。但我即使能回到了他生病以前,恐怕也无法改变。我很健忘的,我现在用力回想,那些年我有没有过多和他说说话的想法,我也想不起来。大概是没有的,真的有而有没有做的话,如今应该能想得起,想起来应该也会有深重的遗憾吧。但我想,就算我努力想要,他也未必肯给。他毕竟是那样一个人,从来没变过。 人真的泉下有知的话,父亲和大姐如今重聚了,他会想要弥补当年的遗憾,对那和他一样,受尽人间苦楚的大女儿多点父亲的柔情吗? 但其实他有没有遗憾,我都不知道。

照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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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刮了三天。第四天早上,终于风平浪静。天气预报说,接下来将有几天太平日子。李三起床时,母亲早已出门继续她中断了三天的晨间散步。李三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遮阳棚打开。他像是又猫了个漫长的冬,十分想念坐在院里吃饭喝茶和读书的生活。李三用了好几张湿纸巾,才把桌子擦干净。他在社交媒体中看到,过去两天,沙尘暴史无前例地侵袭了东南沿海。而李三身处黄土高原,即便在无风的日子里,天空看起来湛蓝,空气中仿佛没有尘埃,但只要你看向那些深色家俱的表面,就总能发现厚厚一层灰尘。在这里,只要你勤快肯干,就永远有擦不完的灰。有时李三出门,看到二婶家门口聚集老人,她们似乎有聊不完的天,常常一整个一整个的下午坐在那里。李三心想,家里有擦不完的灰,她们怎么还能有聊不完的天? 阳光穿透核桃树的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天很蓝,是个好日子。经过大风降温,早晨的室外很有些凉意。李三坐了一会儿,进去大房子看父亲。父亲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的鼾声,李三把头凑近父亲的胸口,痰似乎没那么多了。过去两天夜里,他的呻吟也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和大声。但白天的时候,他仍然时常咳嗽,仍然咳出很多他吐不出来的痰。仍然吞咽困难。饭喂进嘴里,他会突然身体僵硬,张着嘴不动,眼眶整个红了,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李三初时会一边帮他擦眼泪,一边催他,嚼一嚼吧,嚼一嚼咽了吧。后来他意识到,他一定是哪里疼,有可能是口腔里的溃疡,也有可能是眼角的裂口,也或者是身体的其它部位。他通常坐着时是不动的,但在那个时候,他会稍微缓慢调整一下身体的姿态,仿佛为了减轻某个部分受到的挤压。李三发现,他只有挺过那阵剧烈的疼痛,才能继续口中的动作。后来他便不再催他,他和他一起不动,等着他疼痛过去,他可以动嘴了,他看着他艰难咽下去口中的食物。他常常要咽好几次,每次一小口。他问他,咽完了没?嘴张开我看看。他把嘴张开,他看到鸡蛋羹成团积聚在缺了的后槽牙的坑洞里。他用筷子挖出来放在他舌头上,说这些再嚼嚼咽了吧。他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不听时,他便用餐巾纸揉成团,塞进他嘴里,试图把没有咽下去的,残留在各处的食物清理出来。他一口烂牙,不剩几个,牙龈部位留下各种起伏,那些食物残渣混合着痰液藏在其中,很难清理得干净,只能草草了事。不只是饭,还有药,他把胶囊去掉,把粉末倒进勺子混合水或食物喂进去,最终又在他的下唇和牙龈之间挖出来。 上午,李三将父亲推到院子里晒太阳...

汪海林和同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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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汪海林沾沾自喜怀念“打兔子”类比成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时候,一定也有人沾沾自喜在人面前吹牛逼,说他打了多少“走资派”或者“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概再没人敢这么说,因为社会共识不一样了,人们反思过,向前走了一步。而汪海林之所以现在还想“打兔子”,还在公共平台上说出来,还得到那么多人(包括新浪微博)的支持,因为中国社会本质上还在一个文明程度很低的阶段。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发展了,那怕就只到如今被一些美国人弃如敝履的美国社会的阶段,也没有名人敢再把霸凌少数群体这样阴暗的想法公然讲出来。讲出来也只能受千夫所指,身败名裂。 我翻墙不久在推特上看到个贴子,一个nobody鼓吹中国人该杀。我投诉了那个贴子,贴子被删了。而“同志之声”发文反驳汪海林,最终的结果是使用了很多年的这个微博名被新浪微博强行取缔,原因是大量网友投诉说“同志”这个称呼侮辱了在中国很尊贵的这个词。相当长一段时间,带“V”的“同志之声”的微博名变成了一串数字。第二天,被改成了“骄傲之声”。曾经的“同志之声”,如今的“骄傲声浪”发了一个“更名公告”,说“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即日起,原账号 @同志之声 在微博平台的协力和支持下正式更名为 @骄傲声浪 。”“协力和支持”,呵,中国人可以多么卑微,而中国的性少数比卑微还卑微。 在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的那个时候,我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社交平台审查很严厉,小红书为其中之冠,什么政治议题、LGBTQ都是敏感题材。一些人不相信,说他们在小红书上都看到不少gay和les。我说,这很难解释,可能你真得身处其中足够时间,才能够了解中国的审查逻辑。 如今,不知道去了小红书的外国人有多少留了下来。据说当时中美人民大对帐,一些中国人知道一些美国人挣得少花得多以后,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在一个批评汪海林的大V博文里看到一句话,问中国的大V公然鼓吹霸凌同性恋这件事如果拿去和美国人说,算是对帐还是递刀子?我想,对于汪海林的支持者来讲,那自然还是对帐,多得意啊你看你们美国人,就是因为整天搞女权、搞黑人运动、不敢打同性恋,不敢围剿跨性别,导致快要玩完了。 当然,要是和川粉对,那就更完美了,川粉对这种事大概只有羡慕嫉妒的份。一方羡慕一方得意,双向奔赴。要是遇上个川黑,只能单方面得意,就有点缺憾。